傅莱旧居登百敦道262号（今云南路48号）
2013年张绍组、理查德·傅莱（小）和韩宝安（河西档案馆提供）
2015年，傅莱（小）模仿父亲在旧居老照片的姿势拍照
德美医院旧影
傅莱在津旧居现照“八十一年前，我父亲为参加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来到天津，今年2月11日是他一百周岁的诞辰……”早在今年1月，远在德国的理查德·傅莱（小）与天津文史专家张绍祖联系时，表示希望能在今年去河北省唐县晋察冀烈士陵园向父亲——国际主义战士、“天津白求恩”傅莱的墓地扫墓、敬献花篮，同时也想再次拜访天津。但新冠疫情让他没有成行。
张绍祖说，一直以来，傅莱（小）一直和天津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因为其父在中国的革命生涯正是从天津出发的，走向了抗日前线，后来还参加了解放天津战役。“傅莱和傅莱的家人对天津有着特殊情感。”也正是因为这样的“情缘”，在张绍祖、金彭育等天津文史专家的努力下，发掘了大量傅莱在天津的历程，还确认了傅莱在天津的旧居。“今年是抗战胜利75周年，天津一直没有忘记傅莱，希望傅莱（小）能在今年来天津，一起纪念傅莱先生。”
从天津走向中国革命道路
2015年，《每日新报》曾报道傅莱（小）父子重游天津，走访了其父当年在天津旧居以及工作过的德美医院旧址。
傅莱出生于1920年2月11日。他在天津住了近两年的时间，在这之前，作为奥地利共产党，傅莱被列入当时的黑名单，必须紧急从维也纳转移。“他当时决定要去‘向往已久’的中国。”1939年1月，辗转瑞士、意大利之后，傅莱到达了上海。他在奥地利时，参加过医学训练班，接受临床化验、使用X光机和急救防疫等医务训练，到了上海后，在难民传染病医院工作两个多月后，为了寻找党组织，他又北上到天津。在天津，先后在德美医院、马大夫医院放射科、化验室任职，住在当时的英租界登百敦道262号。他一边工作一边寻找中国共产党的联系方式，最终通过美国进步人士胡本德和中共北平地下党取得了联系。
在河西区档案馆，记者看到一张傅莱在天津的老照片，这位高大帅气的洋医生，就利用自己的德国籍身份和行医的方便条件，在日军的严密监控下，冒着生命危险，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平西根据地，采购和协助运送了许多八路军急需的药品和物资。傅莱（小）曾说过，这段历史就是从天津市党史研究人员和史学界的专家们口中得知的。
1941年，傅莱收到北平中共地下党组织传来的消息，晋察冀八路军司令员聂荣臻邀请他去根据地工作。秋末，傅莱在地下党交通员的掩护和帮助下，冒着生命危险，穿过日军封锁线，来到晋察冀抗日前线，参加了八路军。在与聂荣臻司令员交谈时，聂荣臻将他的原名“理查德·施泰因”更名为“傅莱”。
“在离开天津时，傅莱将自己在天津的所有东西托付给了当时照顾他起居的王厨师一家。”张绍祖说，直到1949年解放天津战役后，傅莱才回到天津，找到了老厨师，感谢并取回了自己的物品后，被调到二野，随南下大军一起，他参加了解放全中国的战役。“所以说，傅莱是从天津开始走向中国革命道路的。”
“天津白求恩”的多个“第一”
今年的疫情，也让傅莱（小）和张绍祖聊起傅莱在战争年代的几段往事。“从晋察冀军区医药指导委员，兼白求恩卫生学校教员，到解放战争华北军区卫生顾问，‘天津白求恩’傅莱在中国乃至世界医学历史上都占了数个‘第一’。”
1943年，晋察冀边区流行疟疾，由于日本侵略军的封锁，前线极度缺乏治疗疟疾的药品奎宁。危急中傅莱找到了一个当地的老中医，通过向他请教，寻得了用针灸治疗疟疾的方法。他几乎走遍了边区大部分的地方医院和部队野战医院、急救手术站、休养所和卫生队，去实施用针灸的方法医治疟疾，并将这个治疗方法进行了推广。经过他的努力，有效地控制了边区疫情的蔓延，减少和避免了许多伤亡，取得了抵御根据地疟疾病的胜利。为此他得到了毛泽东和朱德的特别嘉奖，并通报全军；美国记者史沫特莱还特意发表了文章，将他的事迹分享给美国的战地医生。张绍祖说，这让傅莱看到了中医治疗的优势，也让他成为中国最早倡导中西医结合治疗的西方医生之一，在延安时期，傅莱积极呼吁成立中西医研究会，并在成立后担任顾问。傅莱（小）也曾向张绍祖介绍，1962年父亲回维也纳探亲，还将针灸推广到奥地利。
1945年初，为了解决部队缺医少药的困境，傅莱通过宋庆龄与美国援华委员会取得了联系，经过他多次向援华委员会发函，得到了美国研制青霉素的菌种和部分研制资料。不久，他与助手在延安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从土法研究的小作坊到建立建造特大型土制恒温培养箱，经过50多次的试验，首次在中国成功地研制出了初制青霉素和外用青霉素，解决了前线军队和根据地军民急需青霉素的难题，挽救了许多负伤将士的生命，“他成为中国研制使用青霉素第一人。”同时他还是世界上最早呼吁抵制滥用抗生素的医生之一，1945年，傅莱就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相关文章。解放战争开始后，在天津战役中，傅莱作为华北军区卫生顾问，曾亲临前线组织伤员救护工作，他提出的组建多个野战医院的提议很快得以实施，还就手术治疗、药品供应和防敌偷袭等问题，进行了周密而细致的部署，为解放军顺利解放天津做出了重要贡献。
傅莱于1944年经聂荣臻介绍、彭真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旁听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共“七大”。新中国成立后，傅莱加入中国籍。2004年11月16日，傅莱逝世，他安葬在河北唐县的晋察冀烈士陵园，这里还是白求恩和柯棣华的墓地——三位伟大国际主义战士、医生相伴长眠。
两地往来不断
丰富天津史学
2013年8月时，傅莱（小）曾专程到天津拜访。原因是他在网上看到了张绍祖张建虹编著、河西区档案馆编辑的《天津德式风情区漫游》一书中，登载了《国际主义战士傅莱》一文。
在天津，河西档案馆工作人员和张绍祖热情地接待了傅莱（小）一行，他临走时希望天津能帮助找到当年父亲的旧居。“我很快就收到傅莱（小）寄来的老照片。当年国庆节，我邀请天津风貌办研究室主任金彭育一起去寻找傅莱旧居。”经过走访、辨认，找到了当年的旧址是现在的云南路48号。后来，张、金又和当时河西区档案馆的韩宝安一起，最终确认这里是傅莱在天津的旧居。
2015年，傅莱（小）受邀参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再次来到天津，和张绍祖等本市学者专家见面，走访了云南路旧居和德美医院旧址。“他还见到当年替他父亲保管物品的老厨师的儿媳妇，当时那位老人已经87岁，曾在1949年见过傅莱。”这一次会面，张绍祖和傅莱（小）聊起为天津留下250余座风格各异建筑的奥地利设计师盖苓——他也是德美医院的设计者。“2014年，由英格·沙伊德尔博士撰写的《盖苓传》在奥地利举办发布会，作为主持人傅莱（小）曾给天津发出邀请，但我们最终没能成行。”这一次，傅莱（小）赠送给了河西档案馆《盖苓传》及德美医院老照片。河西区档案馆成为天津收藏傅莱相关研究资料最全的机构。
傅莱（小）和天津的文史研究学者一直保持着联系，并相互提供大量资料，丰富相关史学研究。张绍祖举例说，1940年，傅莱在天津马大夫医院负责化验和放射工作，结识了李爱锐之兄李劳博院长，“傅莱（小）给我提供了大量李劳博在中国在天津的实事，尤其是在抗战时期，李劳博院长利用医院救治过不少抗日将士。当时傅莱的评价就是‘这是一个比较进步的人’。”
在2016年，云南路这栋小楼挂起“傅莱旧居”的牌子。目前，张绍祖和金彭育也积极向和平区相关部门申请将傅莱旧居定位和平区文物保护单位。
傅莱（小）很感激中国人民没有忘记他的父亲，他向张绍祖回忆道，新中国成立后，父亲也曾回过几次天津，晚年时，更与他谈到了从天津开始的难忘时光。“我在庆祝抗战胜利70周年的文艺晚会上，看到了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浴血奋战的许多难忘场景，还看到了父亲在晋察冀抗日前线战斗的影像。很激动也很感动。”
今年是傅莱百年诞辰，通过张绍祖，傅莱（小）表示很感激天津的相关机构和众多文史研究者对父亲的研究，感谢大家没有忘记父亲。在采访中，张绍祖也希望，能在今年合适的时间里，举办一场活动来纪念这位从天津开始中国革命生涯、为中国革命和医务工作贡献一生的“天津白求恩”。
除署名外，图片均为张绍祖收藏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