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天津有这样一个文化阵地，它把本来散落天津各处的文史爱好者聚集在一起，形成了交流、推广地方文化的平台。
这个文化阵地就是“问津书院”。
（问津书院双槐书屋）今年是问津书院成立十周年，也是其主持者王振良踏入天津历史文化研究和保护领域二十周年。考证天津小洋楼主人、创建天津记忆团队、运营问津书院，二十年来，追溯和保护天津文化占领了王振良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位置。
王振良对天津的超常热爱，让他创造了一个几乎难以企及的数字——从2008年起，他亲手编辑印行的关于天津历史文化的图书、资料超过500册，总字数约5000万字。其中近300种内部交流资料，从约稿到修改，从编辑到排版，基本由他个人独立完成。天津市有口皆碑的两个城市文化品牌——“天津记忆”和“问津”，可以说都是由王振良奠基创造的。
打造天津文化阵地
喜欢安静读书，也喜欢和朋友谈天说地；可以潜心做学问，也可以组织策划活动。在天津文史圈子里，不是天津人的王振良却是一个“全才的天津通”。
王振良是吉林人，因为读大学来到天津，在这里生活了三十多年。他当过记者和编辑，现在则是大学教授，虽然人生经历很是丰富，但王振良最大的兴趣却是研究天津文史。
王振良身上有着文化人直率单纯的个性，他有一句口头禅——“做事一定要好玩！”他认为只有出自兴趣，才能坚持把一件事做得长久完美。
（王振良）从小时起，读书是王振良最大的爱好，二十年前开始，他的兴趣项上又增加了对天津历史文化的探究。
2003年，天津即将迎来建卫600周年，王振良对天津历史文化的兴趣就始于那一年对天津小洋楼的调查。在调查中，王振良越来越感受到天津厚重历史的魅力，这份魅力吸引他开始研究挖掘天津历史，踏上天津文保道路，一走就是二十年。
二十年来，王振良关注城市建筑保护，挖掘天津历史文化；参与创建天津记忆团队和问津书院，打造文化研究和普及阵地。因为兴趣使然，在文保的道路上，王振良走得很愉快，他也一直在思考如何强大一座城市的文化力量。
天津有很多文史爱好者，他们专注于各自的领域，有人考证小洋楼历史，有人研究天津民俗，有人专写人物传记。要把这些文史专家、爱好者聚集在一起，凝聚成天津的文化力量，这是王振良二十年来一直想做的事情。
问津书院就是王振良倾注了心力打造的文化交流场所，被公认为天津历史文化研究的重要阵地，十年间，问津书院聚集了数百位热爱天津的学者和爱好者，也拥有众多读者。
问津书院坐落在天津市河北区四马路158号巷肆创意产业园，一楼双槐书屋免费开放，有万余册中外文藏书，是天津最早开放的10家城市书吧之一，也是天津首批视障阅读体验中心；二楼雅雨堂藏有5000余册天津历史文化图书、10余部天津的老纪录片，还有数千张老照片；三楼学海堂的是问津讲坛常设地，每月都吸引大批听众前来。
2013年1月，问津书院在城市书吧基础上正式运营。创办书院之初，其经营者李云飞先生就找到王振良，让他帮助出谋划策。
从起名字开始，王振良对书院进行了精心策划。在天津历史上，有一座初创于清乾隆十六年（1751）的问津书院。这座存续150年的书院，一直影响着天津后来的文化走向。沿用“问津”之名，既是一种文脉的传承，同时还引申出“探索天津”的新意。
（书院外观渲染图）问津书院实现了王振良汇会聚天津文化力量的愿景，书院成立之初，王振良赋予了他天津文化阵地的定位，一个研究者和爱好者交流互动的平台。
（来新夏先生做客问津讲坛讲述北洋军阀）每月最后一个周六的下午，面向社会的公益讲座“问津讲坛”会在三楼学海堂准时开讲，每期讲坛均由从事地方史研究的专家学者主持，涉及天津历史文化的众多领域。每次讲座之后还举行问津学术沙龙，四楼止月轩是沙龙的举办地，经常讨论天津文史和阅读推广等话题。每年12月最后一个星期六，天津地方文史学者在二楼“集堂”召开问津学术年会，打造天津历史文化研究交流的高平台。除了讲座、沙龙和年会，书院还会定期举办各种主题研讨会、纪念会、读书会等，将天津文化研究与普及有机结合在了一起。
十年来，问津书院举办各种学术和阅读活动500余场，其中问津讲坛每月都吸引着大批听众，每年一次的问津年会更是天津文史圈的盛会。
原来各自研究不同领域的学人者在问津书院相识，以文会友，探讨文化话题，挖掘文化亮点。在王振良看来，问津书院的实绩就是将民间文化力量凝聚在一起，汇会聚成天津的文化阵地。
志同道合的人
二十年前，王振良也是天津文化民间力量中的个体。
（王振良）2003年，天津即将迎来建卫600周年，天津地方文化研究以纪念设卫筑城600周年为契机，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势头。彼时，王振良是报社的记者和编辑，他受命编一个叫“乡情”的版面，这成了他与天津历史文化结缘的开始。2004年底，他又受命采写天津小洋楼专题，要求一是必须去现场，二是必须找到小洋楼主人的后代。
寻找老房子后人的过程将王振良带入了田野调查领域，他结识了数百名在天津驻足过的名人后代，更结交了很多文史圈的老师、朋友。就是在这样的寻访过程中，使得王振良对天津历史文化有了浓厚兴趣。
一次，王振良无意中得知，抗日爱国将领马占山的孙女回忆称，如今的湖南路11号就是马占山故居，王振良于是找到马占山的孙女前往现场考察；他又查找到马占山部下的回忆录，里面记载了马占山在天津的生活经历和居住地址；有了后人和文献证据之后，王振良又遇到了马占山故居附近的居民，得到了一些口碑旁证。王振良的这些考察查得到了有关部门的认可，后来马占山故居被定为天津市第四批文物保护单位。
（王振良考察查开封道保善里（张元卿摄））和马占山故居一样，很多老建筑在岁月变迁中遗失了历史，为了对小洋楼主人进行身份确认，王振良骑着自行车跑遍了天津老街旧巷，查找到大批相关史料，还访遍了知情人士和原住居民，逐渐摸索总结出调查历史建筑的“三重证据法”，在天津文史圈被广泛应用，还被推广到南京等城市，在确认历史建筑身份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王振良调查西沽老胡同时在“拐弯抹角”处留影）经过这样的调查，王振良确认出名人故居三百多处，包括马占山旧居、卢鹤绂旧居、张勋旧居（南京路）、龚心湛旧居（胜利路）及张爱玲旧居等，其中上百处被列入各级文物保护单位或历史风貌建筑。
天津城市发生巨大变化，很多王振良采访过的当事人已经作古，所涉及的建筑物有的已拆，而王振良把它们留在文字和相机之中。
在采访中，王振良越来越感受到天津厚重历史的魅力，他在思索着如何让公众更深入地了解天津，更亲近这片土地。
本来单枪匹马考证天津历史建筑的王振良遇到了志同道合的人。
2006年6月11日，是中国的第一个“文化遗产日”，那天北京的志愿者创建了旨在保护文化遗产的“中国记忆网”。
两个月后，网站论坛的天津版“天津记忆”开通，不久王振良就在论坛注册，自此之后成为文化遗产保护志愿者。
“天津记忆论坛”里有很多王振良的同道，大家有意识地想保留老天津的记忆，拍摄自己熟悉的街道或建筑，这些人中有媒体工作者、企业员工、在校学生、退休人员等，年龄从二十多岁跨越到七十多岁。
逐渐熟悉后，大家从线上走到线下，从个体形成团队，2008年他们以“天津市老建筑保护团体”的名义获得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颁发的首届薪火相传文化遗产保护年度贡献奖。2011年，王振良又参加了天津记忆文化遗产保护团队的组建。2015年，这个团队又荣获第七届“薪火相传——寻找文化遗产守护者年度杰出人物”评选年度杰出团队称号。
十多年间，在王振良的带领下，天津记忆文化遗产保护团队考证挖掘名人旧居，寻找到了许多名人在天津的痕迹。团队还不定期组织采风、讲座、展览以及录制口述史、召集邻友会等活动。
（冯骥才先生参观问津书院）“一座城市的文化繁荣是从民间开始的，因为文化是心灵的东西，只有当一座城市有许多民间学者一起努力，这个城市的文化就会繁荣起来。”正如冯骥才先生所说，王振良及其团队、书院，为天津城市文化的繁荣作出了特殊贡献。
文化自信能带来什么？
兴趣和成就是王振良在文保路上坚持了二十年的动力，还有一种力量给了他更大的推动和感动，这种力量温暖又强大。
今年正月初五的感动还在王振良的记忆中。
（今年正月初五，“问津书院”天津文史界新春雅集暨第六届问津书库作者读者交流会）正月初五举办的“天津文史界新春雅集暨问津文库作者读者交流会”是问津书院每年一次的年度会议，因为疫情影响三年没有举办，王振良觉得今年初次恢复来的读者不会很多，因此他也没有大力宣传，只是在朋友圈和公众号发了张海报。
可走进会场的刹那，王振良的内心被震动了，可容纳百余人的会场座无虚席，他们中有文史专家、艺术家、学者、作家，也有资深爱好者和一般读者。
73岁的胡大爷拎着布包，从参会的文史专家身边一一走过，他摊开一个笔记本，让参会的专家逐一签字，“在问津书院里读书、参加讲座，像打开了一个新世界。”胡大爷说，问津书院带领他进入天津文化的世界，让他的生活更加充实。
坐在胡大爷身后的尚大爷，正低着头翻看自己带来的简报，简报上有他最喜欢的篆刻家的签名。“我找了赵光十年，今年终于见上了。”65岁的尚大爷喜欢天津历史，也喜欢篆刻，收集了很多篆刻家赵光先生的很多作品，在初五这天的活动现场，尚大爷终于见到了赵光。
这些读者都是王振良很面熟的，每个月一次的问津讲坛对公众免费开放，他们都是讲坛的固定听众，或者说是铁杆粉丝。
王振良印象深刻的还有铁杆粉丝曾庆丰老人。曾庆丰早年因积劳成疾得了“风湿热”，后来又因两次车祸患上脑栓塞，虽然身体不大好，但曾老喜欢天津文化，早期的问津讲坛他从不缺席。有一次因为感冒咳嗽，他生怕影响别人没来听讲，过后专门查到主讲人井振武先生住址，亲自上门前去请教。这也令井振武先生非常感动，专门给他一个人开了次“讲座”。曾老先生听讲座时，常常是笔记本、录音笔、手机、U盘等一应俱全，他说自己年纪大了，怕脑子跟不上，所以准备得齐全些，记录得详细些，这样可以回去慢慢消化。他还把每期讲坛的主要内容汇编成册，让主讲人签名留作纪念。他说，每天行走在“追星”、编书、听讲座的路上，从不觉得辛苦，反而是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的状态，这让他对生活充满希望与感恩。
在文化遗产保护的路上走了二十多年，王振良结识了众多天津文史专家、作家，也见到了太多令他感动的读者。问津书院的十年，更是带动越来越多民间力量加入热爱天津文化、研究天津文化和传播天津文化的行列。
文化能给一座城市带来什么？王振良的答案是自信。“市民关注历史文化的意识提高了，文化自信增强了，每个人会更加热爱自己的城市，焕发建设城市的热情。”王振良认为，要培养市民的文化遗产保护理念和历史文化责任意识，如果每个人都从自身做起，人人提高责任意识，就能形成一个有利于历史文化传承的良好环境，进而形成热爱家乡的氛围，实现“润物无声”的爱国主义教育。
（王振良经历网络授课后重新走上课堂（2018级摄影一班张娅楠摄））2018年，王振良从报社转到高校工作，在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和古籍保护研究院任教的几年中，他每年都给学生布置特殊的作业——本科生每学期完成一篇上万字的天津口述史采访稿件，研究生要做天津文献的整理和研究。
天津解放口述史、天津老干部口述史、天津知青口述史、唐山地震口述史、南市口述史、五大道口述史、非遗物质文化遗产史……这些口述史料的采集，除了锻炼学生的采访和沟通能力，王振良觉得，学生中有很多外地人，他希望通过挖掘天津历史文化，推动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在年轻人中的形成。
学生作业的最后是“采访手记”撰写，核心是做采访调查后的感受是什么？
“天津文化具有多元性和复杂性，同时也是天津文化的魅力所在。”
“原来只知道天津有狗不理、相声、煎饼果馃子，通过采访感受到天津其实有更深邃的文化内涵。”
“通过口述史采访，我认识到了一个不一样的天津！”
学生们的回答让王振良感同身受。在天津生活了三十多年，王振良早已把天津当成自己的故乡，他希望通过努力让年轻人更加了解天津，让他们和自己一样爱上天津这座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