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从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获悉,在报市文物局批准、取得国家文物局颁发的考古执照后,2021年4月至今,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在东丽区文化旅游和体育局的协助下对军粮城遗址开展了考古发掘工作,完成发掘面积8000平方米,发现一处唐代大型夯土台基和唐代制盐作坊区,清理出灰坑、灰沟、灶、井、窑、车辙等200余处遗迹,出土了一大批时代特征明显的唐代器物标本,主要有陶罐、陶盆、青釉碗(盏)、白釉碗(盏)、黑釉碗(盏)、三彩罐等生活器皿,板瓦、筒瓦、莲花纹瓦当以及大量小方砖和粗绳纹砖等建筑构件,此外还出土少量铜钱(开元通宝为主)、铜甲片、动物骨骼等标本。发现元明清时期灰坑、灰沟、灶、房基址20余处,出土大量陶罐、青花瓷碗、青釉碗、白釉碗、陶灯等生话用品和砖、瓦等建筑构件。
军粮城遗址位于天津市东丽区军粮城示范镇一期北部(原刘台新村),是土地整理项目考古勘探工作中发现的,遗址北部和东部临近袁家河,主体部分分布在原刘台村西南一个台地上,遗址区大部分被取土破坏,整体地势呈中北部高周围低。
军粮城遗址全景
本次发掘是天津地区近70年来首次发现面积如此之大、主体堆积为唐代的遗址。在第四发掘区6万平方米范围内和第三发掘区0.9万平方米范围内的所有探沟里均发现了高约1米左右的夯土台基遗迹,夯面均较为平整清晰,两处台基东西向相邻分布,相距约450米。其中第四区的夯土台地约成方形,现残存长度南北约255米、东西约240米,东南部现状地表有部分保留,夯土台地叠压在明清、元、唐地层堆积之下,其他区域地表均遭晚期取土严重破坏,仅残留部分夯土台。明清地层堆积厚约1.5米,发现遗迹遗物较为丰富;元代地层堆积厚约0.3米,未发现遗迹现象,出土遗物也较少;唐代地层堆积厚约0.3-0.5米,发现灰坑、灰沟及水井等遗迹近10处,出土有白釉瓷碗、小方砖、粗绳纹砖、莲花纹瓦当等典型唐代遗物。结合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至八十年代天津考古在军粮城区域内陆续发现的白沙岭、刘台北、西南堼唐代遗址和塘洼、刘台中学、外贸仓库唐代墓葬来看,这些遗址、墓葬都以本次考古发现的大型夯土台基为中心,在其周围分布,共同构成天津南部地区唐代等级较高的大型聚落体系。
1号夯土台地夯土结构解剖
这一发现为探讨天津地区唐代海口提供了可能。军粮城大型唐代夯土台基规划选址的中心地位和建筑体量,充分体现出是在唐代极强的政治(或军事)组织管理下,因特殊需求所进行的一次系统、超大规模的人工营建活动。根据考古发现,军粮城遗址所在区域是目前探讨文献记载的唐代“三会海口”的最佳选项,对天津古代港口变迁以及天津古代人地关系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唐代水井
更为难得的是,在军粮城遗址第三发掘区内集中发现了由卤水井、灰坑、盐灶、滩场、灰沟等组成的遗迹,同时还有其他遗迹。上述遗迹应与取卤、制卤、煎卤和晾晒等制盐工序直接有关,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唐代制盐作坊区。这是天津考古第一次发现古代制盐遗存,填补天津盐业考古空白。以往同时期制盐遗址在天津以南的河北、山东沿海地区都有考古发现,天津军粮城遗址唐代制盐遗存的发现,为系统研究、认识中国北方和渤海湾西岸地区古代盐业发展历史提供了最新的、重要的实物资料,同时,也为解读、阐释和宣传天津厚重的盐文化历史,增强地域文化自信,提供了不可替代的考古学支撑。
卤水井(J1)全景照
卤水井(J2)发掘照
灰沟、灰坑、灶址、车辙
此次发掘还出土了种类和数量都非常丰富器物标本,主要有陶罐、陶盆、青釉碗(盏)、白釉碗(盏)、黑釉碗(盏)、三彩罐等生活器皿,板瓦、筒瓦、莲花纹瓦当以及大量小方砖和勾纹砖等建筑构件,以及少量铜钱(开元通宝为主)、铜甲片、动物骨骼等标本。此次出土的器物为天津地区唐代遗存提供了准确的断代标准,改善了目前天津地区唐代遗址遗物少的局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出土唐代瓷碗
军粮城遗址此次发现的唐代文化遗存,是天津考古诞生近70年以来首次经科学系统的考古发掘工作发现的,遗址规模大,遗迹遗物丰富,这一发现丰富了天津历史的内涵,活化了唐代天津的历史场景。
下一步,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将尽快启动发掘资料分析检测和整理研究,为全面解读、阐释和宣传遗址发掘重要成果提供科学依据和专业支撑。同时,将持续对该地点考古发掘成果进行探讨研究,更加全面准确的揭示该遗址的文化内涵,推动渤海湾西岸地区盐业考古研究和天津古代港口变迁以及天津城市起源研究更加全面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