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主讲嘉宾
天津社会科学院天津历史文化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任云兰 研究员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在即将迎来这一百年华诞的日子里，让我们回顾中国共产党在天津的百年奋斗史，了解中国共产党在天津的萌芽、发展到逐渐壮大的艰辛而辉煌的历程，总结中国共产党在天津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砥砺前行，再创辉煌。
中共天津地方组织的创建、发展与壮大（1919-1949）
“五四” 运动、马克思主义在天津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以及工人运动的展开，为中共天津地方组织的建立与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1924年春，天津党小组成立，于树德任组长，直属于中共北京区执行委员会。1924年9月，中共天津地方执行委员会成立大会在长春道普爱里34号举行，于方舟当选为委员长。中共天津地委成立后，领导天津人民开展了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和妇女运动，把天津革命运动不断推向高潮，有力地配合了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使天津成为北方革命斗争的重要基地之一。1927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后，在中共中央北方局和顺直省委、河北省委领导下，天津党组织领导天津人民进行了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在日本帝国主义步步进逼、民族危机日益加重的形势下，天津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不断掀起抗日救亡高潮，并以实际行动支援抗日前线。“七七”事变后，中共党组织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领导天津人民以各种方式，坚持沦陷城市的抗日斗争，在郊县建立游击根据地，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
1945年8月，日本投降以后，美蒋鉴于天津重要的战略和海陆交通枢纽地位，重兵抢夺和把守天津，实行掠夺性接收和专制统治。天津党组织领导人民群众开辟了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二条战线，积极配合人民解放军攻克天津。
1948年底解放天津的战役打响。1948年12月中下旬，人民解放军集中了34万兵力，完成了对天津的包围，并根据天津市区南北长、东西窄的地形和守敌的防御部署、工事配置的特点，确定了“东西对进、拦腰斩断、先南后北、先分割后围歼、先吃肉后啃骨头、各个击破”的作战方针，开始组织攻打天津的战役。1949年1月14日上午10时，人民解放军发起总攻，在天津前线总指挥刘亚楼的指挥下，经过29个小时的激烈战斗，解放了天津。
建设新天津与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中曲折前行（1949-1978）
天津解放后，中共天津市委带领全市人民迅速实现全面的城市接管。早在1948年12月，中共中央华北局就在河北胜芳筹建了中共天津市委的领导机构，设立了组织部、宣传部、天津日报社、党校（对外称政治训练班）等，配备了各级部门的主要负责人。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当天，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宣告成立。当时，军管会为全市最高权力机关，各方面统一受军管会指挥，天津市委书记黄克诚兼军管会主任。同时还建立了天津市人民政府，任命黄敬为市长，在中共天津市委和军管会领导下开始管理城市的各项工作。在开展接管工作的同时，军管会与中共天津市委共同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市、区、街三级政权组织。
面对百废待兴的城市，恢复经济，发展生产成为重中之重。一方面接管了原国民党政府所属工厂、仓库、银行、铁路之后，建立了国家银行、工商企业等国营经济；另一方面，通过刘少奇的“天津讲话”，宣传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四面八方”方针，有效地促进了私营工商业的复工复产和天津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在农村，实行土地改革，实现“耕者有其田”。为活跃城乡经济，1951年至1952年天津还举办了3次规模宏大、持续时间较长的华北区城乡物资交流大会。
同时，进行社会治理，对城市游民乞丐和失足妇女进行改造，取缔反动会道门组织，镇压反革命分子，稳定社会秩序；建立报社、广播电台，接管文博图书场馆和学校，建立新政权的文化教育机构。天津作为北方最大的工商业城市，成为中国共产党实行城市改造和建设的样板之一，这为全国获得解放的大城市提供了鲜活经验。
为了密切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1950年9月天津按照中央部署，开展了整风运动。1951年开展了“三反”运动，查处了新中国第一大案刘青山、张子善贪腐案。1952年初开展的“五反”运动，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条件。
1953年5月，党中央确定了过渡时期总路线，按照总路线的要求，天津实行了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天津建立起了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确立了国营经济的统治地位，社会生产力有了较大的提高，恢复和扩大了天津与华北乃至西北、东北以及其他地区的经济联系。
天津城市建设也有了较快的发展，城市面貌有所改观。1952年建设了中山门等7个工人新村。1953年又先后建成了东南郊等4个工业区，南仓等5个仓储区，以及南仓铁路编组站，城市空间得到快速扩展。1954年以“大分散、小集中、分散与集中相结合”为原则，在中心区外围新辟了新开河等8个工业区，在近郊新辟军粮城等4个工业小区，在远郊开辟塘沽和汉沽等工业小区。到1958年底，天津城市人口达到273.2万人，城市用地规模达到119平方公里。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初步建立后，天津的社会主义建设呈现良好开端。之后虽然经历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及三年自然灾害，但在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指引下，天津各项工作在曲折中前进，也取得了显著成绩，如大港油田开始产油，汽车、拖拉机、照相机、电视机、电子计算机、化学纤维等现代工业生产部门逐渐建立起来，天津由以轻纺为主的工业城市发展成为拥有冶金、机械、石油、化工、精密仪器、轻工、纺织、食品等门类较为齐全具有相当规模的综合性工业基地。
1966年到1976年，天津经济社会发展出现较大起伏，但仍然取得重要进展。1976年唐山大地震给天津造成较大破坏。在党中央和天津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在全国人民的全力支援下，天津人民迅速开展了震后恢复重建工作。
开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1978-2012）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天津市委召开了工作会议，传达贯彻全会精神，明确提出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迅速启动，1979年初，天津市郊区农村恢复了承包到作业组的生产责任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以后，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全市郊区、县农村地区进入了全面发展阶段。
城市经济体制改革逐步拉开，经过所有制、经营管理等方面的改革，天津工业进入了全面迅速的发展时期。从1981年至1990年，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10.2%，超过了改革前21年的速度，也超过了预计平均每年递增7.2%的要求，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对外开放步伐逐步加快。1984年5月4日，天津成为14个沿海开放港口城市之一，同年12月国务院批准了天津兴办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方案。改革开放后，天津利用外资从无到有，规模和领域也不断扩大，“七五”期间利用外资的步伐明显加快，1990年累计实际利用外资16.3亿美元，比“六五”期间增长14.6倍，平均每年递增35.1%。1990年三资企业工业总产值为19.05亿元，外汇收支也做到了基本平衡，略有结余。
城市建设快速推进，天津集中力量开展了以震后重建工作为重点的较大规模的城市改造和建设，城市载体功能迅速提高，城市面貌及人民生活得到明显改善。引滦入津工程、“三环十四射”市政道路工程、天津站改造工程完成，食品街、旅馆街、古文化街、天塔建成，王顶堤、万新村、长江道、体院北等新建居民区竣工。
1992年初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之后，在党内外、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之后，天津市委、市政府召开一系列重要会议，认真贯彻落实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及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决议的精神。
1994年1月17日，天津市委召开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正式提出“三五八十”阶段性奋斗目标，即抓住有利时机，进一步加快发展步伐，到1997年，提前三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用5至7年时间，基本完成市区成片危陋平房改造；用8年左右时间，把国有大中型企业嫁接改造调整一遍；用10年左右时间，基本建成滨海新区。“三五八十”四大目标，紧紧抓住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体现了人民的意愿。
在“三五八十”阶段性奋斗目标的指引下，从1994年至1997年，全市累计拆除危陋平房424万平方米，累计危改竣工面积1146.8万平方米，还迁居民15.1万户，50万人受益。先后完成或大部分完成了谦德庄等一些难点大片危陋平房的改造。1998年底各区均完成危改任务，提前实现了1994年确定的目标。从1994年到2001年，天津市累计利用外资50多亿美元，嫁接改造了800多家国有大中型企业，形成了一批名优拳头产品，天津工业重新焕发生机。到2002年底，滨海新区GDP占全市比重达到40.2%，外贸出口比重达到62%，滨海新区基本建成。
党中央、国务院一直关心、重视和支持天津的发展。1997年底，中央宣布了对天津城市的定位：“天津市是环渤海地区的经济中心，要努力建设成为现代化港口城市和我国北方的重要经济中心”。根据国务院对天津的定位，1998年5月天津市提出了跨世纪发展的奋斗目标：到2010年，力争把天津建设成为现代化港口城市和北方重要的经济中心，成为全国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地区之一。
在新的城市定位指引下，2002年10月，天津市委、市政府作出了实施“海河两岸综合开发”的战略决策，计划用3—5年时间，基本完成市区内海河两岸起步段的综合开发改造；用10年—15年时间，将海河建设成为独具特色、国际一流的服务型经济带、文化带和景观带。
2006年5月滨海新区开发开放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十年间，新区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5万亿元，不断加快推进功能开发和产业开发，开发区、保税区、高新区、东疆保税港区居于全国领先水平，生态城、临港经济区、中心商务区形成竞争优势。十年间，滨海新区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20.1%，2015年达到9270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年均增长25%，2015年达到1183亿元，经济规模十年翻两番。一座经济发达之城、创新创业之城、绿色宜居之城、魅力人文之城、和谐幸福之城崛起于渤海之滨。
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新征程（2012-2021）
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步入新时代，天津改革发展开启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先后4次莅临天津视察，明确提出“要着力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加快打造美丽天津”的重要要求，为天津改革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指明了前进方向，注入了强大动力。市委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切实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三个着力”重要要求为元为纲，抓纲带目、凝心聚力，忠诚担当、拼搏奋进，推动改革发展、民计民生和党的建设取得新成效，天津改革发展成绩令人瞩目，新发展理念深入人心，区域发展更加协同，“一基地三区”建设稳步推进，经济发展质量和水平稳步提高，城乡建设日新月异，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城乡交通更加高效便捷，营商环境更加优良，城市活力不断增强，生活环境更加舒适，政治生态建设成绩斐然，城乡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持续增强。
坚持抢抓新机遇，积极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等重大国家战略，在国家发展战略中努力展现天津作为。积极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主动服务雄安新区建设，着力推进产业协同对接、区域协同创新、生态协同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协同传承利用、体制协同改革、基础设施协同建设、社会协同治理，全力打造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北方国际航运核心区、金融创新运营示范区、改革开放先行区。
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发展。坚持“创新竞进、优化结构、以质为帅、绿色发展”，坚决摒弃“速度情结”“GDP崇拜”，切实转变粗放的发展方式，关停整治2万余家“散乱污”企业，着力破解“园区围城”“钢铁围城”，实施875平方公里湿地保护、736平方公里绿色生态屏障建设、153公里海岸线保护等一系列工程。坚定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经济结构持续优化，经济增长新动能快速增长，形成智能科技、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中国（天津）生物制造谷启动建设，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成效显著。成功举办5届世界智能大会，全力打造“天津智港”。天津国家会展中心一期展馆建成并实施首展。
坚定不移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制定《天津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等法规措施，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不断深化“一制三化”改革，着力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加快经贸合作区建设；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制度创新，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新经验，率先落地企业经营许可“一址多证”、融资租赁特殊目的公司外债便利化等创新政策，形成以飞机、国际航运船舶和海工平台租赁为主的融资租赁产业集群。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解决“衣食住行、业教保医”等群众切身利益问题。大力加强以城市轨道交通为主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城市载体功能稳步增强。切实加强城市绿化美化工程，着力打造海河城市景观名片。每年实施20项民心工程，将全市财政支出的75%用于民生领域，先后两轮开展结对帮扶困难村活动，实施市区棚户区改造“清零”计划，为30余万户居民解决历史遗留的房屋产权问题，努力解决养老和学前教育问题，自2016年以来每年延长供暖时间，人民群众的民计民生问题得到极大改善。实施文化惠民工程，着力建设文化强市。
坚持生命至上，健康至上，坚决打赢疫情防控保卫战。2020年伊始，面对百年未遇、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全力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经过严密组织，周密部署，严防死守，新冠肺炎疫情很快得到有效控制，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得到有效保障，生活秩序在短时间内步入正轨，城市生产得以迅速恢复。
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持续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最大政绩”的理念，坚持以自我革命精神深化巡视整改，直面问题、刮骨疗毒，正风肃纪、反腐惩恶，着力整治圈子文化、码头文化和好人主义，持续净化修复政治生态，全市党员干部“四个意识”普遍增强，“四个自信”更加坚定，“两个维护”更加自觉。坚持抓基层、打基础，圆满完成基层组织换届选举，实施面向全国公开招录农村专职党务工作者工程，确保党的基层执政根基更加巩固。
“历史照亮未来，征程未有穷期。”回眸历史，风云激荡的100年，无数中国共产党人抛头颅，洒热血，筚路蓝缕，艰苦创业，创造了天津辉煌的发展历史。展望未来，市委十一届九次全会擘画了天津未来发展的宏伟蓝图，让我们铭记历史，继续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奋力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的新征程。
嘉宾档案 任云兰
女，天津市委“四史”主题宣讲团成员，天津社会科学院天津历史文化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原所长、“华北区域城市史”学科学术带头人，《城市史研究》执行主编，天津市口述史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天津市宣传文化系统“五个一批”人才，天津市131创新型人才团队“文化传承与城市品位提升创新团队”核心成员，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
研究领域涉及城市史、慈善史、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和党史等诸多方面。曾出版专著《近代天津的慈善与社会救济》、合著《天津康科迪亚俱乐部──历史与文化百年》、主编《行与思：大运河文化带考察报告》。撰写学术论文和对策研究成果百余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