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子津渡遗址公园
天津，作为地名，其来源历来有多种说法：包括“星河”说、“缘河”说、“关口”说、“桥梁”说、“赐名”说，其中“赐名”说流行最广。
明嘉靖《重修天津三官庙记》石碑载：明永乐二年（1404），成祖朱棣南下争夺皇位，圣驾尝由此济渡沧州，因赐名曰天津。《天津卫志·序》：“明永乐（朱棣）渡此，因赐嘉名。”意为：“天津”系以“天子经由之渡口”为名。
日前，民政部地名研究所科研基地首席专家彭雪开教授发表长篇论文《天津地名源流考》（刊于《中国地名》2019年第10期），认为天津“赐名”说值得商榷。
“天子津渡”说站不住脚
首先，朱棣率军在直沽渡河南下夺取皇权时，他的身份是“燕王”，而非“天子”，所谓“天子津渡”之说站不住脚。燕王渡直沽，历经四年之后才称“天子”。在起兵“靖难”之时，燕王与建文帝仍是君臣关系，在“渡直沽”后，燕王即把直沽浮桥命名为“天子津渡”犯大忌，因而绝无此举。即便朱棣“即皇帝位”后，也不可能亲自用“天子津渡”之意来命名“天津”，恐为后人诟病。
第二条理由：据《明史·本纪第五·成祖一》载：建文二年（1400）冬十月，燕王率部在直沽渡河，一鼓作气攻陷德州后，即将直沽浮桥拆除，并将“直沽之舟”移至长芦河上架浮桥。在燕军渡河后，又将其拆除，遂将攻破沧州城的军用物资，用船运至北平（今北京市）。由此推知，所谓“直沽浮桥”，在燕王看来不过是临时架设的一座军事舟桥而已，并无特别之处，也不会亲自为其命名为“天子津渡”。彭雪开认为，天津得名与主持建造天津卫城的两位朝廷命臣——漕运总兵官陈瑄和工部左侍郎张思恭有密切的关系。
借“天津河”命“天津”
《明史·列传第四十一·陈瑄》载：“永乐元年命（陈）瑄充总兵官，总督海运，输粟四十九万余石，饷北京及辽东，遂建百万仓于直沽，城天津卫。”另据《太明宣宗章皇帝实录·卷之一百六》等史籍所载：陈瑄（1365-1433），历任洪武、建文、永乐、洪熙、宣德五朝，自永乐元年（1403）起任漕运总兵官，主持南北漕运事务三十年。对与漕运密切相关的“天津河”的古今状况十分了解。据《金史·河渠志》载：泰和六年（1206），设通济河、天津河巡河官，为七品，其管理河段在今天津武清区内。直至永乐元年（1403）十一月，天津河才废弃不用。永乐元年（1403）陈瑄任漕运总兵官，在直沽筑建国家级粮仓——百万仓。转年（1404）为保卫京师粮仓及漕运，上报朝廷于直沽筹划筑城，借原有“天津河”之名，命为“天津”，当属就地取材的移借地名。
天津得名源于朝廷命官
《明太宗文皇帝实录·卷之十二下》：永乐二年（1404），张思恭受命“督修天津卫城”。有些史籍记载，“工部尚书黄福”与陈瑄一起主持修筑天津卫城。但在永乐三年（1405）之前，黄福一直在南京任职。从明永乐三年（1405）四月到第二年正月，在这近九个月间，黄福在北京任职。因此，黄福本人不可能直接参与天津卫城建设。另外，漕运总兵官、平江伯陈瑄作为京杭大运河的总管，还负责北京及辽东的漕运，并派兵驻守天津卫，保障粮仓安全，自然不能全心投入天津卫城的建设。所以，全程督修天津卫城的实际主持者、指挥者就是工部左侍郎张思恭。
永乐二年（1404）十一月，明成祖朱棣听从平江伯陈瑄及工部左侍郎张思恭的建议，决定设置“天津卫”，并始终关心天津卫在“军卫屯守”“置仓储粮”“转运北京”等方面的动态。直至次年（1405），天津卫城才告建成。故《明一统志》等载：永乐二年（1404）建城，是指开工时间；杨荣《文敏集》等记为永乐三年（1405），是指天津卫建城大体完成时间。从这个侧面分析：天津命名方案系由主持卫城建设的陈瑄和张思恭提出的，而朱棣只是决策的批准者。
天津得名于“天河渡口”
“天津河”与“天津卫”——这两个历史地名，都与《楚辞·离骚》有密切的文化渊源。“朝发韧于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极。”这是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屈原驰骋神奇想象，为探求真理而在九天之上遨游，意为：我早晨从东方的银河出发，傍晚就抵达西方的尽头。楚辞注曰：“天津，东极箕斗之间汉津也。”即天津是天界东边箕星和斗星之间的天河。由此可知：天津得名理据即天河渡口。
综上所述，明永乐元年（1403），由漕运总兵官、平江伯陈瑄，借原有“天津河”之名，将直沽旧地命名为“天津”。永乐二年（1404）十一月，由永乐帝朱棣议定为天津卫，并同意筑“天津卫城”。永乐三年（1405）建成天津卫及天津左卫；永乐四年（1406）又置天津右卫。自此后，天津地区历有“道”“州”“府”“县”“特别市”“市”“中央直辖市”等行政区划名称，但“天津”之名，始定即终不改也。
彭雪开教授上述观点与天津学者吴裕成“别把天津的名称来源单一化”的主张基本一致。吴裕成认为：“今人更何必落旧时窠臼，不妨放眼，立体多维地看待天津名称的由来。就说紫微垣与天津九星传说，以人间情状命名星宇的一段故事，又反馈于大地，成为给天津地名带来璀璨星光的美谈，甚至还隐含着京津间方位关系，是何等奇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