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9日，“天津—胡志明”集装箱班轮新航线开通——这是天津港集团今年开发的首条“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新航线。
3月2日，天津空客向尼泊尔喜马拉雅航空公司交付的一架A319飞机飞向蓝天——这是空客亚洲总装线复工后向中国境外交付的第一架飞机。
天津，这座1600万人口的城市按下了启动键，生产生活秩序正在逐渐恢复正常运转。在这场针对新冠肺炎的战争中，天津以战斗的姿态呈现在世人面前，治理效能高，百姓赞“硬核”。
这背后，是天津启动“战时机制”状态下，探索形成的一种独特的城市治理模式。
指挥员：主官冲上第一线
3月中旬的一天，早晨8点，河北区委书记刘志强便离开机关大楼，驱车赶往天津国华塑胶有限公司，现场解决企业复工复产中遇到的难题。“口罩和消毒液短缺？区里虽然物资也很紧张，但对企业复工复产的需求要大力支持。我们马上给你们调剂一批，以解燃眉之急！”解决了复工企业防疫物资问题后，刘志强又赶往辖区内存在资金运转问题的华润天津医药公司，现场与金融机构协商，尽快为企业提供融资支持。下午，刘志强又和社区工作人员一起在小区门口执勤，对进出人员测温、核查出入证。
这期间，与刘志强一样，天津各级党政机关的领导干部都在为“抗疫”和“复工”这两件事忙碌着。
1月24日，天津市委要求：落实“战区制、主官上”工作机制，停止假期状态，立即到岗就位。
“战区制、主官上、权下放”是天津市2019年年初开始实施的社会治理机制——全市被视作一个“大战区”，16个区、248个街镇、5205个社区村层层划分为“分战区”，各“战区”党委书记就是区域社会治理的第一责任人。天津市委政法委专职委员何德成介绍说：“市域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基石，天津作为一个直辖市，既有城市也有乡村，社会治理层层‘战区’的划分，既有利于各级在全域范围内调配资源，也有效避免了责任主体不清、职责权限模糊的问题。而党委‘一把手’负总责的机制，则确保了党建引领这条纽带切实发挥作用。”
疫情来临，天津紧紧依托这一工作机制，强化街镇、社区村党组织战区地位和轴心作用。“战区制、主官上！”一声号令，全市各街镇的党组织书记立即冲上了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第一线。筛查易感染高危人群、稳住“米袋子”和“菜篮子”、研究制定偏远山区疫情防控方案、解决企业复工难题……“指挥员”不但在实战中提升治理能力，也在英勇无畏的奋斗中砥砺了初心使命。
网格员：基层社区保平安
抗疫，天津4.8万名网格员是最忙碌、最辛苦的一群人！他们奔走在大街小巷，测体温、核实居民情况、消毒清洁……犹如一个个“免疫细胞”，守护着天津城市肌体的安康。
“上头千条线，下面一根针”是指街道工作千头万绪。但每一件繁复琐碎的小事，都关乎民生。
37岁的郭然，是天津市双港镇桃园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同时也是一名网格员。每天早上7点多，他和社区工作人员就已全部到岗。“双港镇桃园社区管辖范围内有4980户居民，一共9名网格员——这意味着每位网格员要负责500户居民，工作非常繁忙。”社区工作是责任制，每个居民楼内都张贴着负责人员的信息和电话。
两年前，郭然离开机关单位选择了最贴近百姓的社区工作。他坦言，比起之前的工作，社区工作虽然琐碎，但“接地气”。“每天与居民相处，为他们服务，我很有成就感！”近几天，这个社区有50多名境外返回人员，这些人按照规定居家隔离后，网格员每天定点倒垃圾、送生活用品。细致周到的服务，赢得了居民的理解和支持，一些家庭从一开始不解、拒绝，到后来主动报告子女返程日期。
与河北省仅一河之隔的静海区子牙镇东子牙村是天津市的西南大门。村书记、网格长王立新说，做到管理下网格，就要组织网格员做好对外来人员车辆实名登记、体温检测、重点人员摸排工作，做到来地明、去向清，以便追踪。“为了便于管控，东子牙村只留了两个路口进出村庄。”东子牙村有2000多户村民、5000多人，在前期走访排查的基础上，如今村委会每天都对每户村民家进行2次电话回访，5位网格员每天要打4000多个电话，并对回访情况进行登记。他们成了村委会最忙碌的人。
网格长则每天对登记情况审核并上报。“我们村的位置特殊，网格员的责任更大。决不能让疫情从我们村传进天津，我们要严防死守，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这是王立新每天叮嘱网格员的话。
数万名网格员恪尽职守，在天津的抗疫中可谓“居功至伟”。事实上，在日常的城市治理工作中，他们还承担着党建工作辅导员、公共安全巡查员、社情民意搜集员、问题隐患情报员、政策法规宣传员、工作效果监督员等作用。他们是打通基层治理“最后一米”不可或缺的力量。
“六大员”：人民城市人民管
人民城市人民管——这一理念在天津抗疫战斗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疫情当前，人人都是“战斗员”。而社区党员则是攻坚克难的“突击队”。
在“战区制”工作机制下，西青区李七庄街道党委向全体党员发出集结令：动员全部力量，投入基层工作一线，坚守社区防疫阵地。津滨时代社区推出个性化志愿服务认领“菜单”，包括3大类、11项志愿服务内容，让党员依照“菜单”自主“点菜”。83岁的老党员安文斌志愿认领了门岗测体温的工作。安文斌说：“党员就应该有党员的样子！从1987年入党那天开始，我就始终认准，只要群众有需要，我就得往上冲。”
河东区中山门街道互助西里社区属于老旧小区，共计45栋楼、202个楼门，户籍人口8646人，流动人口近万人。面对社区繁重的防疫工作任务，互助西里社区党委成立了抗疫临时党支部，党支部全体党员与社区工作者、物业人员、志愿者并肩作战、共同组建“红色作战队”，以卡口为前哨，以楼门为战场，设立AB岗24小时不间断上阵，全面负责卡口覆盖楼栋的站岗执勤、人员排查、体温检测、出入管理、返津登记、政策宣传等各项防疫任务，实现人员全排查、全测量，车辆全问询、全登记。
事实上，天津城乡各个社区都以党建为引领，组织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在防控疫情期间帮助解决社区孤老户、空巢老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出行不便的问题，每日对居民群众所需统一登记、统一代办、统一配送，提供代买菜、代取药、送快递、扔垃圾等全方位的居家生活服务，确保防疫管控不失控、居民生活有保障。许多社区党支部纷纷搭建起党群微信“连心桥”，建立重点群体“明白账”，通过微信及时动态掌握群众身体状况和心理动态，确保居家隔离不隔心、社区封闭不封爱。
下沉社区的市、区党员干部当防疫先锋，社区党员主动请战当好战斗员、值守员、排查员、宣传员、信息员、指导员，形成“党建引领+党员冲锋+联防联控”的强大战斗力，从而筑牢了坚不可摧的社区安全防线。
[专家点评]
重心下沉打造基层治理共同体
傅利平（天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授）
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明确要求。天津在疫情防控中，启动“战时机制”，构筑联防联控的治理共同体，取得了显著成效。
首先，“战时机制”下的治理重心下沉，带来运作性资源的下沉。运作性资源，如资金、人才、物质等，是基层组织运作的基础。把资源和服务下放基层，提升了基层组织服务供给能力，提高了公共服务的受众数量，是打造基层治理共同体的物质基础。
其次，“战时机制”下治理性资源下沉并再生产。治理性资源，如知识、认知和集体认同等，在疫情防控的过程中，通过社区防疫人员、社区居民等不同主体间的互动被再生产。疫情倒逼基层干部与群众建立更为紧密的联系，基层社区的组织动员能力和社区成员的凝聚力因此增强，必会进一步转化为基层治理能力，促进基层治理效能的提升。治理性资源的再生产为打造基层治理共同体提供组织基础。
最后，“战时机制”将全市分战区，党委“一把手”负总责的机制，形成扁平化治理模式。这一模式很好地弥合了政府部门条块之间、条条之间的“缝隙”，提升资源调配效率，也有效避免了责任主体不清、职责权限模糊的问题。在这一机制下，各类资源被更为充分地动员起来，不同类型的组织和团体通过跨部门和跨功能的合作配合，逐渐磨合形成治理的共同体。“一把手”负责的扁平化治理机制为基层治理共同体的形成奠定制度基础。
可以看出，“战时机制”对于推进全周期管理、提升城市治理效能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很强的借鉴价值和理论启示。（来源：光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