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烈士陵园“花冈暴动纪念园”的抗日战争时期在日殉难同胞名录墙及纪念雕像。新华社记者 孙凡越 摄4月5日，清明节，天津市烈士陵园。当工作人员集体祭奠安葬在这里的烈士和在日殉难劳工之时，远在日本奈良的一位古稀老人，也在心中对着这个方向寄托哀思。
“没有疫情的时候，我每两三个月就会去一次中国，如果赶上清明节，我一定会前去祭奠这些殉难的中国劳工。”今年70岁的被掳赴日中国劳工研究专家老田裕美说。
其实，在日本，挂念这些中国劳工的并不只有老田裕美一人。今年清明节期间，记者在天津市烈士陵园采访，偶然间走近了这段大多数人并不熟知的历史。
天津市烈士陵园有座“在日殉难烈士·劳工纪念馆”，始建于1955年6月，是首批国家级抗日纪念设施，更是中国唯一存放在日殉难烈士劳工骨灰的纪念馆，现存此类骨灰2314盒。
日本侵华战争期间，为了维持战争，弥补其国内劳动力的严重不足，日本从中国强掳约4万人到日本，分散在135个作业点，强制做苦工，导致6830人客死异乡。
天津市烈士陵园“在日殉难烈士·劳工纪念馆”内的展览一景。新华社发（詹思鹏摄）天津市烈士陵园宣教部部长安惠敏介绍，从1953年7月7日廖承志先生在天津迎接第一批从日本送回的550盒中国殉难烈士劳工骨灰以来，到1964年11月，前后共有9批殉难烈士劳工骨灰被送还中国，“都是从天津港‘回家’，所以就安葬在天津了。”
安惠敏说，从纪念馆等设施的新建、修缮，到资料搜集和展览布置，中日民间友好团体和很多日本专家都给予了很大的帮助，老田裕美就是其中的一位代表。
“在天津，我主要义务做了两项工作，一是搜集资料，将劳工的骨灰根据他们生前在日本工作的地点分类整理，这样方便今后的史料查询和考证，二是帮助布置《东瀛血泪——中国劳工在日本》展览。”老田裕美说。
1976年至1980年，老田裕美在北京大学留学，学习中国史相关专业。毕业回国后，老田裕美被日军在中国留下的各种“万人坑”资料触动，于是开始了对中国劳工问题的研究。
后来，随着访问中国次数增加，当年在日本参加“花冈暴动”幸存的中国劳工筹划向日方维权，与老田裕美取得了联系，他又开始了帮助中国劳工诉讼维权的生涯。
2014年9月18日，参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藏日本强掳中国赴日劳工档案汇编》出版首发座谈会的日本中国赴日劳工研究专家老田裕美接受记者采访。新华社记者 罗晓光 摄在位于日本花冈的日企鹿岛组（现鹿岛建设公司）的一个作业所，从1944年到1945年，986名中国劳工分三批被强掳到此工作。因不堪忍受日方的残酷奴役和虐待，也为给死去同胞捍卫尊严，1945年6月30日，在劳工大队长耿谆等人的领导下发动了“花冈暴动”。日本当局震动，出动两万余人残酷镇压，中国劳工先后惨死419人。
“‘花冈暴动’是中国抗日战争中发生在日本本土最具影响力的暴动，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写下了光辉一页。”幸存的“花冈暴动”组织者之一张金亭之孙张恩龙说。
“在我的记忆中，爷爷直到去世，两个大拇指还留有被日本警察用铁丝吊起毒打留下的深深疤痕。”张恩龙说。
1989年12月，花冈受难者联谊会在北京成立，在与日本鹿岛建设公司多次协商索赔无果的情况下，1995年6月将其告上法庭。经历了一审败诉后，2000年11月，东京高等法院宣布和解成立，由鹿岛建设公司赔偿中国受害劳工5亿日元，并将5亿日元委托于中国红十字会，依照和解宗旨，设立花冈和平友好基金。
老田裕美帮助了花冈诉讼等6起类似的中国劳工诉讼案件，他表示，虽然在日本最高法院层面，目前没有任何一起劳工诉讼案件真正胜诉，“但日本方面对中国劳工犯下的罪行是不容否定的，中国劳工的声音需要被听到。”
张恩龙也表示，虽然随着越来越多的被掳赴日中国劳工幸存者年长去世，诉讼将更加艰难，但他们还是会坚持做下去，“不能让被掳赴日中国劳工的声音像小石子投入水中一样被淹没。”
张恩龙现在也成为花冈和平友好基金管理委员会北京事务局的一名工作人员，践行着祖辈的遗愿，也推进着中日两国民间友好往来。
天津市烈士陵园“花冈暴动纪念园”的“花岗暴动”巨型浮雕局部。新华社发（詹思鹏摄）在花冈受难者联谊会及花冈和平友好基金管理委员会的不懈努力下，2015年抗战胜利70周年前夕，位于天津市烈士陵园“在日殉难烈士·劳工纪念馆”左侧的“花冈暴动纪念园”开园。巨型浮雕再现了“花冈暴动”的全过程，986名劳工的名单也镌刻于此，还设有花冈河、狮子山等寓意深刻的花冈当地微缩景观。
此外，在日本花冈当地，由日本民间捐款建立的“花冈平和纪念馆”也已落成，与天津烈士陵园“花冈暴动纪念园”一起，记录并讲述着这段不该被遗忘的历史。
虽然受疫情影响有两年多没有来过中国，但老田裕美关于中国劳工的研究从未停止，还将研究范围扩大到中国国内的劳工群体。“只有全面研究被日本奴役的中国劳工，才能更准确地揭示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性质。”老田裕美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