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略转变

　　“后来我们转变策略，尝试从嫖娼的主体——男性着手进行干预。”万绍平说。近来，他尝试在各种各样的场所接触这些男性，在建筑工地、技校等地方做健康讲座，介绍艾滋病性传播的危险性，教导他们预防。

　　“从干预效果来看，男性接受干预后，安全套使用的提升率要快得多，因为他们是性关系里使用安全套的主动方，在自主行为上没有客观阻碍。”这个理念推广开来后，今年广东爱之关怀组织也开始着手对农民工进行干预。他们在中山、东莞等农民工集中的城市开展行动。但阻力同样很大。

　　“一开始，想进入厂区把工人集中起来进行宣传干预，但根本没有一家企业老板答应。”爱之关怀负责人告诉记者。后来，社工只好在道路两旁设置桌椅摆放宣传资料，沿路拦着三三两两的农民工进行干预。这样做效率不高，有时大半天下来也干预不了多少人。

　　在对男性的干预中，万绍平还发现另一个问题：“干预的短期效果很好，但如果不持续干预，比如干预半年后停下来，安全套使用率又会下降。这证明行为干预是一项长期、专业的工作，并不仅是知识普及宣传这么简单。”

　　在临床经验里，何浩岚发现，经过这些年的艾滋病知识普及，发生高危性行为的人也不一定对其一无所知，相反部分人对艾滋病很了解，有主动到医院检查求诊的行为。

　　有一名中年男人，每年都来找何浩岚开几次检查单。“来的时候害怕得不行，但几个月后，又发生高危行为，又来检查。”何浩岚责问他，明知道艾滋病可怕，何不停止高危行为？男人只是赔笑，“一到了那个情景，就忍不住了。”何浩岚将此归结为一种普遍存在的侥幸心理。

　　对艾滋病性传播机率的统计显示，HIV阳性感染者通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的机率是2‰。“这个结果容易令人掉以轻心，所以我经常纠正他们的观念：对于每个个体来说，每次高危行为的可能性只有两个，感染，或不感染。这是50%的机率。还有一个更大的误区是，很多人总在下意识认为得了艾滋病的人肯定都病殃殃的样子。”

　　总有性传播感染者悔不当初地说，“他长得白白胖胖、精神奕奕，如何想得到身上带有致命病毒？”调查显示，在商业性行为中，不使用安全套的原因，除因“客人不愿意”外，“客人外表无异常”的考虑也占了相当比例。但事实上，在艾滋病5~8年的潜伏期中，没发病的感染者看上去就是一个正常人。尽管人们不愿意接受，危机往往的确就掩藏在美好的情爱背后。

　　近来，何浩岚最忧心的是，临床的女性患者比例正不断升高。2000年前，第八人民医院的12间艾滋病房里，女病房只有1~2间，而今女病房已增加到4间。

　　女性感染人数的上升绝对是一个更危险的信号。“从全球看来，一旦艾滋病受感染的男女比例达到1∶1，就到达性传播的晚期，意味着艾滋病已蔓延至普通家庭，那时即便使用干预手段也再难控制。”万绍平说，“目前中国的比例是4∶1，我们的路还有很长。”

　　无疑，面对世纪绝症，我们正面临一场长期而艰辛的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