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病阴云

　　如果说在注射还是艾滋病传播主要途径的时候，防治任务再艰巨，起码有一定范围的人群指向以及行之有效的阻断措施；那么在“风流无罪”的性传播时代，几乎没有彻底的解决办法。

　　港产片《超级学校霸王》里，来自未来的刘德华对邱淑贞说，“在我们50年后的世界，性生活是犯法的，因为那时艾滋病已经到了失控的程度，政府唯有下令禁欲，直到所有艾滋病人消失为止。”

　　“禁欲当然是不可能的，唯一的办法只能是提高安全套的使用率。”林鹏表示。然而，性关系正越来越开放和多样化的农民工群体，以及他们最常光顾的低价性工作者，恰恰是安全套使用率极低的群体。

　　英子长期服用避孕药，然而避孕药避得了怀孕，却避不开千奇百怪的性病。

　　据了解，广州发廊性工作者中曾患过性病的占66.02%，像英子这样出现症状后继续有商业性行为的占59.92%。

　　四川省皮肤病性病防治研究所专家、国家高危人群干预专家万绍平表示：“感染了性病的人，被艾滋病病毒感染的风险会增加5～10倍。”

　　“目前，国内已经陆续发现低价格的暗娼出现艾滋病感染。在不同的地区感染率不一样，最高的地方甚至高达10%，很多是5%左右，远远高于全部性工作者0.1%的感染率。”这是一个何等可怕的数字。

　　在卫生部门的监测结果中，目前国内艾滋病性传播的高危人群，正是农民工、退休老人、暗娼等低价格性交易相关人群，其中又以数量庞大和流动性极强的农民工群体尤为令人担忧。

　　流动的病毒

　　在东莞市疾控中心，记者遇到来拿检查报告的地盘工人李平，他拿到的结果是阳性。

　　“我没找过‘小姐’……曾经有一个女朋友，在洗浴城工作……”这个30岁左右的瘦削青年压低声音，吞吞吐吐地说，并加快脚步向车站走去。走了一段路见到垃圾箱，犹豫一下，把检验报告撕碎并揉成一团扔了进去。

　　“为什么把报告扔掉，不留着日后咨询和治疗用？”记者问。李平涨红着脸答：“不能留，回去被人看到就坏事了，要被开除。施工队里有我的老乡，搞不好老家都会知道的。”他告诉记者，在疾控中心做检查时，留的也不是真实姓名。

　　当问及这样是否会影响卫生部门随访以及他日后的定期检查时，李平紧张得连连摆手：“不能随访。我问过医生，他说这个病有潜伏期，现在不发病，可以不治疗。”他不愿与记者多说，匆匆上了回工地的班车。

　　与那些因卖血、吸毒感染上艾滋病的病人相比，由性传播染上HIV的感染者更为敏感。通过多个NGO组织和医院的努力，没有一个感染者和病人愿意坦然分享自己的故事。从乡村社会走出来的农民工尤甚，尽管他们行为开放，但在深层观念里，仍然觉得在外面乱搞男女关系而得的“病”是见不得人的丑事。再加上对社会歧视的担心，若不到发病的一刻，绝大多数感染者都选择在检测时隐匿自己的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卫生部门难以对他们进行追踪和随访。

　　“尤其是工地的建筑工人，他们的嫖娼率比工厂工人更高，流动性也更大，很多人都是做完一期工程就走。”林鹏表示。

　　没有办法随访，就难以提醒他们定期检查。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副主任医师何浩岚表示：“国家规定，当艾滋病感染者的CD4指标低至200以下，可以享受免费治疗，那个时候大多数人尚未发病，能够较好地控制病情。但现实却是很多感染者由于没有接受定期检查，直至发病才开始治疗，那时CD4已低到100甚至50以下，进入了艾滋病晚期，治疗难度非常之大。”

　　而另一方面，感染者在没有接受随访和行为干预的情况下带着病毒全国流动，既不懂得保护自己，更不知道保护别人，或轻易成为了艾滋病从城镇向农村传播的桥梁，或使病毒从高危人群向一般人群扩散。这样的结果是灾难性的。

　　“小姐”的尴尬

　　为了遏制性传播的蔓延，这几年，万绍平带领着他的高危人群干预人员马不停蹄地全国到处跑，在夜总会召集“小姐”大谈安全套的使用，甚至教她们如何与客人在安全措施上“讨价还价”。

　　但对于风险最大的底层性工作者，卫生部门依旧一筹莫展。她们的高流动性、隐蔽性、分散性，使政府专家的介入几乎成为不可能的任务。“在这种情况下，义工干预的效果会显著得多。”在女青年会，李含和义工们感到责任重大。

　　义工的身份的确也帮了义工苏小欢很大忙。

　　第一次踏进小发廊的时候，她知道自己不受欢迎，才把艾滋病防治的传单拿出来，“小姐”们忙不迭塞回去给她，说，“我们不是干那个的，不需要。”后来去的次数多了，“小姐”们知道她不是来扫黄的，态度才友善起来。

　　苏小欢每次去发廊和出租屋都会带上一些小礼物，口红、丝袜等，她把安全套偷偷夹在传单和其他礼物里一起送出。“开始很担心她们会抗拒。”但意外的是，“小姐”们大方地将安全套拣出来，兴高采烈说，“这份礼物最好。”

　　有一次外展，苏小欢带了100个安全套，不到3分钟就被抢光了。“这是个好现象，证明她们接受了相关知识后，更愿意使用安全套了。”苏小欢高兴地说。

　　英子对此表示赞同：“我们也爱惜自己的身体啊！”去年她也碰到来做外展的义工，一开始看到艾滋病单张，她感觉受到羞辱，气愤地把当着义工的面扔了出去。但义工走了后，又忍不住捡回来看。“现在我懂得很多了，随时都带着安全套。”她打开包包的搭扣给记者看，“问题是很多时候客人不愿用，如果他们坚持，我也只能答应。”英子无奈地说。

　　2008年9~12月，女青年会的义工团队共持续干预了发廊和街头性工作者300多人次，超出了疾控中心预期的10倍；2009年9月，她们又开展了第二期干预，干预人次接近300人。这样的成效让李含和义工们非常雀跃。

　　不过，万绍平却不太乐观。“越低端的性交易里，‘小姐’越处于脆弱、被动的位置，她们对男性的要求无法抗拒。我们曾经做过调查，干预低档的暗娼，安全套使用率只能在原来30%的基础上再提高15%，达到45%左右，之后再难提高。但经验表明安全套使用率必须达到80%以上才能对艾滋病起到较好的阻断的效果。”

　　故此，提高底层性工作者的性保护意识固然具有重要社会意义，但仅从艾滋病防治来说，这样还远远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