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9月，广州市疾控中心向当地关注艾滋病的NGO组织抛出一个“特殊”项目：由全球基金赞助，在广州进行为期3个月的艾滋病高危人群干预，目标是发廊、出租屋等低价性工作者。

　　“听到项目内容，大家都吓了一跳，无人敢接茬。”时隔一年多，广州女青年会副主任社工李含如此向记者描述当时的情景，“一则，大家对性工作者群体的特殊性心存顾虑；再者，以往艾滋病行为干预主要是针对吸毒者，对性工作者的干预是个全新的命题，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做。”

　　然而严峻的形势已不待人犹疑：疾控部门2008年全国监控数字显示，艾滋病异性性传播率已达43%~44%，同性性传播率7%~8%，性传播总比率超过50%，远高于注射传播的39%，首度成为中国艾滋病第一传播途径。

　　而其中，有数量庞大、流动性极强的农民工高危群体。2009年，湖北省崇阳县发现73例艾滋病感染者，其中72人是农民，59人为外出打工期间感染；在甘肃，2009年1月至10月发现的HIV感染者中，农民、农民工和无业人群占总人数的55.41%；而在东莞，至2009年10月底，累计报告2194例HIV感染病例中，流动人口感染者占总数的91.44%。

　　农民工群体之危险，因为他们对性知识普遍的无知和频发的高危行为，更因为他们带着致命病毒在全国流动却不知应如何保护自己和他人。

　　压抑的农民工

　　“不许录音，给钱就跟你聊天。”发廊妹英子对记者说，这个年仅22岁的姑娘在行内已有4年从业经验。从老家到广州发廊，她的“入行”是一步到位的。农村老家对性知识的普及教育几乎为零，以前，小学学历的英子不仅对艾滋病一无所知，仅有的卫生常识都是由其他发廊姐妹私下“传授”。

　　在这里，英子的主要客源是退休老人以及在附近打工的农民工。“有工厂的，有建筑工地的，还有做服务的。建筑工比‘工厂仔’来得更频繁。”

　　有的农民工经常来，熟络了，也跟英子聊天，聊他们的压抑。这种压抑不完全是生理意义的。改革开放30年，珠三角经济腾飞，仰赖的是无数农民工日以继夜付出的廉价劳力，他们称得上是这个社会里工作时间最长、体力上最劳累的人群之一。工厂订单充足的时候，农民工们固然连休息的时间都很少，但与之相比，他们的休闲活动更少。

　　“下班仅有的娱乐就是看看电视、打打牌。”傍晚，几个外来工兴致勃勃地围在小士多外看重播的粤语片。城中村的士多店多装有小电视机，这是吸引附近工余农民工的最有效办法。

　　“如碰上工厂订单不足，那就闷得慌了。”在石井仓库打工的威哥有一子一女，几年前，夫妻在广东打工共同进退，虽然艰苦，总算能相互慰藉。孩子出生后，妻子留在河南老家。威哥独自一人在广州，开始感到苦闷，生活既劳累无趣，连基本生理需求也受到压抑。

　　劳累的工作、贫乏的文化娱乐生活，长期与固定性伴侣分离，种种因素使很多农民工倾向于以原始本能——性的释放来缓解生理和心理上的的双重压抑。

　　2007年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黄德明大力倡议农民工所在单位应当提供低价或免费的“夫妻房”；国家也通过相关立法，要求用工单位给农民工休探亲假，或为家属探亲提供廉价的出租房屋，创造夫妻相聚条件。

　　但这些威哥都不太领情。“即使提供夫妻房，老婆的来回路费难道不花钱。”工资微薄，压力沉重，他宁愿在附近找个临时“女朋友”，不然就找小姐，“主要是便宜，一二十元左右就解决问题。”

　　显然，农民工群体的两性关系正迅速向多样化和临时性演变。对流动人口的相关调查显示，目前农民工男性对商业性性行为赞成率为32.8%，女性则21.3%；男性对临时性性行为赞成率高达45.5%，女性为33.1%。而在已婚农民工当中，41.84%渴望婚外性生活，其中24.53%已经付诸行动，婚外性行为的对象分别是情人、同事及“小姐”，当中又以情人为多数，占67.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