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感召下，被誉为“红色大药房”的上池馆大药房坚持为抗日根据地提供药品及医疗器械，为抗战胜利做出了贡献。
通过天津新闻广播《话说天津卫》节目听众李先生，曾在上池馆担任伙计的杜伟民先生寻找到了当年老板钟桓芳、钟振复的后代。之后，节目主持人刘哲在杜伟民的家中采访了这次时隔60多年的重逢。我们也由此，再来重温这段可歌可泣的抗战故事。
抗日前线很缺西药
抗战前夕，天津是中国北方乃至全国具有重要影响的工业基地和商业中心。在日本侵华阴谋中，日本政府和军部都把天津看作其侵略战争的华北兵站基地。
华北抗日军民也需从天津获得医疗用品，特别是消炎药、麻醉药和医疗器械等。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留守市内的中共天津党组织开辟各种渠道，向根据地秘密运送战略物资，缓解前线燃眉之急。
▲图片左下角位置的上池馆是天津第一家西药房，位置在今天的东北角上池馆：天津第一家西药房
上池馆始建于1905年，是天津第一家西药房。
钟桓芳（广东番禺人，6岁随母亲来津投奔亲戚）原是上池馆的学徒，他苦心学习，只用了4年的时间就学有所成。到了1922年，上池馆经营不善濒临倒闭。31岁的钟桓芳在表哥的帮助下，依靠人品和能力，得到十几名股东一致同意，接手经营上池馆的全部产业。钟桓芳兢兢业业，且善经营，一年之内还清股本并盈利。上池馆逐步被他打造成集医疗、制药、配药、中西药品零售兼批发颇具规模的大药房，远近闻名，在天津首屈一指。
▲年轻时的钟桓芳谁也不知道，大药房里那位文质彬彬的“东家”还是一位爱国商人。他嫉恶如仇，列强的侵略、人民的困苦，让他痛彻心扉。他不停地帮助贫苦百姓，治病救人。但一己之力又能帮得了多少人？
后来，他接触到进步人士，知道了要“有组织”才能打敌人。不顾个人和家庭的安危，他通过联络人员，源源不断地将药品送往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由此，上池馆大药房成为了共产党的秘密地下供药点，但上池馆和钟桓芳也因此屡陷险境。
1935年7月至11月间，上池馆大药房经理钟桓芳因涉嫌运售违禁的“麻醉药”而被拘捕，这一过程资料文件就藏于天津市档案馆。
▲1935年7月12日，上池馆大药房为药房经理钟桓芳邮寄麻醉药被扣事致天津商会函
▲1935年7月13日，天津商会为保释钟桓芳致国民党天津市政府函
▲1935年7月17日，国民党天津市政府对扣押钟桓芳事的批复七七事变后，北平天津相继沦陷，天津市面已风声鹤唳，对抗日根据地实施严密的物资封锁。为打通从天津至根据地的物资采购渠道，冀中区九地委天津工作委员会在药材行业集中的天津大红桥一带，建立了五个党支部，组织各方面人员采购和运送医疗物资。通过大红桥码头运送了大量治疗外伤及疟痢、止痛、消炎的药品，以及酒精、甘油、水银等化学制剂达数百种。此外，药业工人还以回乡捎带等方式，将违禁药品改装成滋补药品，把水银灌入自行车车胎，为根据地送去大量急需药品。
▲中共天津党组织配合根据地开辟的大红桥码头水上转运站，大批物资被码头工人藏在船底或其他沉重货物的下面，沿着子牙河神不知鬼不觉地运往根据地在药房的一位伙计杨恩普的记忆中，隔三差五就有来药房购药的客人，每次都是三四个人拿着清单买药，药量很大。经理钟桓芳、账房先生及各位大师兄时常叮嘱他，“如果来人多，购的药也多，要千方百计提前把药配齐，短缺药品及时外购，不要耽误。”有时药品太多，药店伙计们就（把药品）分成小包（不显眼），然后送到指定的地点。
就这样，大量药品及医疗器械经过各种巧妙的伪装，不断及时送到解放区。也正因此，上池馆的“暗度陈仓”引起了日方的警觉，在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者对上池馆大药房进行了三次查抄。
1938年和1942年，上池馆大药房两次遭受日本侵略者搜查。1944年春天，日本侵略者第三次查抄上池馆，这次也是最为惨烈的一次。
1944年4月5日，日本宪兵到上池馆搜查，把柜上所有159种医药用品，装满七辆卡车全部拉走。当天夜里，宪兵队又来抓捕掌柜钟桓芳，此时钟桓芳没在药房，遂抓走了钟桓芳长子钟振复。当日正值清明，夜间寒气仍重，披上大衣的钟振复，被戴上手铐押出家门。临行前，他看了一眼熟睡中的儿女，殊不知，这一眼便是诀别。
85岁的杜伟民先生回忆钟振复当年被抓并被残害致死情况来自天津广播00：0005：38
在狱中，钟振复受尽酷刑折磨，但为了保护中共地下党员，他宁死拒不吐露药房的任何事情。半年后，年仅29的钟振复在保定石门南兵营日本监狱中被残害致死。在牺牲前托人捎给父亲的信中，他坚定地写道：“上池馆药房在官银号（注：指天津东北角一带），地点适合经营，请父亲以后还要在那里干，别放弃！”表明了钟氏父子支持根据地抗战到底的决心。
▲钟振复1940年结婚照片请记住“红色大药房”上池馆与钟氏家族
根据图中档案记载，1944年春查抄上池馆的是“日寇驻石门一四一七部队”，被掠去的药品达159种，共计经济损失16322200000法币，折合1937年7月法币420784元。表格中“重要物品项目及数量”一栏，有一行小字写着“少东钟振复被捕后死亡未还，年二十九岁”，读之怆然。
▲上池馆大药房抗战损失汇报表这次查抄使钟家蒙受了巨大财产损失，钟桓芳也因此失去了爱子。但在他的坚持与鼓励下，药房所有员工毫不畏惧、一如既往为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输送药品。
据上池馆大药房伙计韩文华参与《话说天津卫》节目时回忆，自己在14、15岁时（1946年前后）说：“为把药品运送出去，我把消炎药品碾成粉末，还有水银等送到郊区，送到西于庄外边大同门外，最远送到韩树（韩家墅），有时送药品也搭渔船往上走。解放区小渔船上天津运鱼来，借此机会就在金钢桥下坡鱼市码头及大红桥一带，把装好药的蒲包码在渔船里，把药品放在船底，上面铺好防水油布，放上水再撂点活鱼来伪装，就可以通过子牙河运往解放区去了。”
1948年4月3日，上池馆被国民党特务机关以供给解放区药品的罪名查封，并派特务长期监守，期间，上池馆所持资产被瓜分殆尽，经理钟桓芳亦被逮捕，直至北平和平解放才获释，一个人徒步从北平走回了天津。
钟桓芳晚年给儿子钟振威的信中写道：“我这一生，对国家虽无贡献，但我从来亦未做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之事，而我之爱国亦不后人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