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7日下午3点多，一辆大巴车停靠在武汉市汉阳区汉阳大道的汉庭酒店，这是天津第八批支援武汉医疗队的驻地。十几位医护人员穿着工作服、戴着口罩陆续走下车，拖着疲惫的身体走进酒店。半个月前，在武汉第一医院100多位医护人员被感染、救治岗位大量缺失的情况下，他们前仆后继，紧急驰援，进入武汉保卫战没有硝烟的前沿阵地。
有一位高高瘦瘦的男医生，没有跟随人流回酒店休息，而是呆呆地站在路边，对着街景发愣。
“咱们正对着的叫汉阳大道，是武汉主要交通干道。这里应该是很繁华的，经常堵车，而现在几乎看不到车。虽然畅通无阻，但觉得很凄凉。这不是我记忆中的武汉！”
这位医生叫廖智超，是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骨软组织肿瘤科主治医生。他是湖北宜昌人，17岁时考入武汉大学医学院，直到25岁硕士毕业。他告诉记者：“武汉是我的福地，我和我老婆就是在武汉大学认识的，她是湖北黄冈人。每到这个时候，武大的早樱已经开了，我们俩经常在校园里赏花。而且我爱踢足球，我们医学院足球队拿过武汉大学联赛冠军！在这座城市，有太多美好的回忆。”
这次报名参加医疗队，廖智超没有任何犹豫，就是要回来为家乡人民尽份力，唤回那个春暖花开的武汉。
四次报名，终于如愿
廖智超的手机里有一个大学同学微信群，平时由于工作忙，大家很少交流。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气氛日益凝重，大家在这里沟通情况、互报平安。不少同学毕业后都留在武汉或者湖北其他城市。慢慢地，廖智超看到，有几位同学被感染了，他感觉到这场疫情超出了大家的想象，而同学们的坚守，有了一层悲壮。
“其中一位是我的同班同学。他是鄂州市中心医院骨外科医生，是在为新冠肺炎患者做骨科手术时被感染的。当他在群里告诉大家的时候，他最先说的还是让我们做好防护。”廖智超的思绪飞回十几年前，“他和我踢了8年球，关系好到穿一条裤子的那种。虽然知道他属于轻型，但我还是感到难过。”
疫情初期，武汉当地医护人员缺乏防护物资，有的同学用两个塑料袋当鞋套就进病房了。那时，廖智超经常在群里问情况，收到的只是几个字的简单回复，或者根本就没有回音。“他们几乎是超负荷运转，压力可想而知。”
大家在群里互相加油打气，远在千里之外的廖智超更加焦急：“我也是医生，不能仅仅是加油。同学们已经冲锋陷阵了，我理应和他们并肩作战。”
随着疫情发展，全国各地陆续派出医疗队驰援湖北。天津也在准备组织医疗队奔赴疫情核心区。1月22日腊月二十八，得知消息的廖智超第一时间找到医院科室负责人邢汝维。
“他跟我说，如果派医疗队就第一个派我，湖北是我的老家，我一定要回去！”邢汝维说。
1月26日，天津市第一批支援武汉医疗队出发，138人的大名单中，并没有廖智超的名字。
肿瘤医院医务处下设一个应急小组，遇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会抽调各个科室人员前往相应地区支援。廖智超又两次找到医务处负责人，表达前往武汉前线的愿望。
终于，在第八批医疗队名单中，有了廖智超的名字。
2月13日，廖智超和其他159位医务人员组成的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支援武汉医疗队启程，直奔武汉市第一医院重症病区。
同学会师，并肩作战
武汉市第一医院是一家大型综合性三甲医院，自2月11日起，被征用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重症收治医院。天津医疗队接管20层楼病区，涉及70张床位。
2月15日，廖智超和队友们进驻。在正式进入“红区”前，他们需要与医院的医生交接病人收治流程、了解病区结构、熟悉信息化系统。
交接结束后，有位医生走到廖智超身旁，低声喊了一声“小胖子”。这是廖智超大学时的外号，他条件反射似的抬起头，盯了对方半天，才认出来这是大学同学金翼。
原来医疗队进驻之前，金翼就在名单里看到了廖智超的名字，但是多年没见，又都戴着口罩，刚开始金翼还不太敢认。
“廖智超上学那会儿有点胖，我们叫他‘小胖子’，那时我们俩经常一块儿踢球。毕业后我留在武汉，他去了天津，没想到会在这里重逢。”
老同学在抗疫一线会师，两人都很激动。尤其是金翼，反复说谢谢老同学，谢谢你们从天津赶来支援……说着说着就哭了。
金翼本来是牙科医生，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武汉市第一医院先后有100多位医护人员感染。危急关头，金翼也加入救治患者的队伍。可由于专业不对口，他无法直接参与治疗患者，主要做完善病例、接收信息等基础工作。在天津医疗队到达前，他已经连续工作了一个月。
“今早刚下夜班，还没休息就过来和天津医疗队交接。”金翼说，“这段时间的压力实在太大了，看到他们过来，确实很激动，觉得援兵终于来了！”
我会武汉话，我先上
交接完毕，医疗队要选出20位队员作为第一组进入“红区”。医疗队领队、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副院长李晖记得，当时有位小伙子跑过来找到他，想进“红区”。
“那会儿我还不认识所有队员，他跟我说想进‘红区’。”李晖回忆说，“其实一开始没有考虑他，但是他接着说，他是湖北人，会说湖北话，如果患者里面有不会说普通话的，他能当‘翻译’。”后来李晖才知道，这位主动请缨的小伙子，就是廖智超。
这个理由，廖智超早就想好了。当时，医疗队负责的病区已经收治了68位患者。时间不等人，越早进去越快了解清楚患者情况，对于及时有效救治就越有帮助。绝大部分队员都不会说当地话，自己进去的话，能起到很好的沟通桥梁作用。
这个理由，李晖无法拒绝。就这样，廖智超第一批进入了“红区”。
在“红区”，廖智超和队友的工作包括安顿患者、采集病史、临床处置，再将信息通过对讲机传出，另一组的同事在外围“绿区”接收信息、完善病历、下达医嘱。
廖智超和同事在红区
廖智超的“特长”很快发挥了作用。当时，有一位近70岁的老太太第一天入院，情绪很不好，坐在楼廊的地上，拒绝配合医生。老人不会说普通话，双方都很着急。医生赶紧叫来廖智超和另一位也是湖北籍的护士长王燕。
廖智超和护士长王燕，脸上贴胶布是为防止口罩勒伤。
“廖智超是我师兄，我也是毕业后就从武汉来到肿瘤医院上班，已经好多年没说武汉话了。面对大娘，我突然有点张不开嘴。”王燕有点不好意思，“但是他蛮厉害的，跑到大娘身边，张嘴就是一串地道的武汉话。”
廖智超一把握住老太太的手，贴到老太太耳旁说：“咱们是老乡，我们从天津回来给你们看病！”
突如其来的几句家乡话，让老太太愣了一下，然后她紧紧攥住廖智超的手，含着眼泪说出了自己的困难。
原来，家人把她送到医院后，放下行李就走了，老太太找不到东西，所以很着急。廖智超先扶着老太太上了病床，随后通过对讲机，让同事找到老太太的行李送了进来。
老太太病情很严重，感染新冠肺炎的同时，还伴有心衰、贫血、下肢肿胀等基础病，属于危重症型，直接由医疗队专家组负责救治。几天来，负责医生对她精心治疗，在做好抗病毒、提高自身免疫力的同时，还兼顾原有病症，通过输血改善贫血的症状。
廖智超解释：“老太太来的时候血色素只有50g/L，正常成年女性应该在110—150g/L。通过输血，现在恢复到90g/L，血色素提高了，心脏负担才能减轻。目前，专家组还在寻找贫血的原因，比如有没有肿瘤的存在，或者其他原发性血液系统疾病。”
经过专家组的综合施治，老太太的病情明显好转。每次值班时，廖智超都会走过去用家乡话问问情况，为她的好转欣慰。
期待武汉，春暖花开
按照排班表，医护人员每隔48小时进一次“红区”，一待就是6个小时。
廖智超虽然做好了打硬仗的思想准备，但穿上防护服后的那种难受劲儿，还是需要极强的忍耐力。通常，4小时是个极限，之后人就会慢慢烦躁，只能靠坚强的意志力忍耐。
好在这些年他一直坚持踢球，身体的耐力和肺活量都还不错，适应这种感觉，对他来说不是太大问题。
“最大的困难还是在治疗上。”廖智超说，在他所在小组负责的8位患者中，有一位患者的情况很特殊，“他没有特别明显的症状，咳嗽和气喘都不严重，但是核酸检测是阳性，而且传染性也比较强。”
病毒很“狡猾”，对于医疗队来说，也是一个挑战。
每次走出“红区”，廖智超和同事们还会坐在一起，总结患者的情况。这位患者也成为这几天大家关注的焦点。
“我们现在不敢肯定他是否属于‘无症状感染者’，目前整个学界都还没有定论。但我们能做的，就是绷紧这根弦，密切关注他的病情发展，在确认彻底治愈后，才能出院。同时，多搜集些一手资料，为新冠病毒的研究提供更多参考。”
从接管武汉市第一医院重症病区到现在，已经过去两个多星期。第八批医疗队各项机制逐步建立、磨合，很快实现稳定运转。确定了“抓两边，稳中间”的原则，重点治疗与抢救危重症患者，努力提高救治成功的比例。
目前，医疗队接管的武汉市第一医院重症病区共收治70位患者。整体救治情况十分顺利，这也更坚定了廖智超和队友们战胜新冠肺炎的信心。
在武汉的这些天，廖智超总会触景生情。因为疫情，他与故友们近在咫尺，却无法相聚。倒休的时候，他常常站在窗前眺望，看着手机地图想象着这些地标本来的样子。有时也会跟家人视频聊聊天，报个平安。
虽然不知归期，但廖智超坚信，那个记忆中春暖花开的武汉一定会回来：
“尽最大努力，保护好自己，治愈更多的病人。我和同学们在微信群约好了，等疫情过去，我们一定要重回校园，看樱花、吃美食，再好好踢一场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