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多少玲珑的花儿,出没于雕梁画栋;唯有那孤傲的藏菠萝花,在高山砾石间绽放。

  “一个基因可以拯救一个国家,一粒种子可以造福万千苍生。”总把这句话挂在嘴边的是复旦教授钟扬,有很多头衔和成就,他是复旦大学党委委员、研究生院院长,西藏大学特聘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发表论文200余篇,获国家发明二等奖一次,教育部自然科学一等奖三次……但他更愿意称自己是“一名工作在青藏高原的生物学家,一名来自上海的援藏教师”。

  2017年9月25日清晨,在为民族地区干部授课的出差途中遭遇车祸,钟扬53岁的生命定格在那一刻……

  为未来收集种子

  说起钟扬的传奇人生,与之相识30多年的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教授南蓬向记者打开了话匣子,他15岁考入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毕业后从无线电专业转行植物学和生物信息学,短短几年就站上这一领域的学术前沿;33岁时已是一名副局级干部,前途一片大好,却毅然放弃所有职级待遇,来到复旦大学做一名普通教授;从事研究和教学工作30余年,学术援藏16年,在雪域高原跋涉50多万公里,收集上千种植物的4000多万颗种子,填补了世界种质资源库没有西藏种子的空白;帮助和推动了西藏大学的植物学专业从“三个没有”:没有教授、教师没有博士学位、没有申请过国家自然基金项目,到创造一个又一个“第一”,不仅填补了西藏高等教育一系列空白,更将西藏大学生物多样性研究成功推向世界。

  高寒缺氧,氧气含量不足内地的50%,昼夜温差高达45摄氏度,鲜有植物学家敢于涉足。但自从2001年第一次到西藏考察开始,钟扬与西藏结下了16年的不解之缘。有的人不理解:一个复旦大学的著名学者,为什么要跑到边疆搞科研?

  原来,钟扬在复旦大学重建生态学科的工作中越来越意识到,许多物种在消失,保存种质资源作为一项基础性、战略性工作,对于国家发展、人类命运意义非凡。2001年,钟扬第一次来西藏考察,就被这里的自然生态和高原植物深深吸引。在青藏高原,有近6000个能结种子的高等植物物种,占全国的18%,却从来没有人进行过彻底盘点和种子采集。其中2000种是青藏高原特有植物,但由于气候变暖,环境破坏,一些植物正在消失,抢救性收集记录迫在眉睫。种质资源事关国家生态安全,事关整个人类未来。如何把青藏高原这个最大的生物“基因库”真正建立起来,是钟扬执着努力很多年的科研目标。

  作为中国植物学家,钟扬立誓,要为祖国守护植物基因宝库;作为对人类负责的植物学家,他立誓,要在生物多样性不断遭到破坏的当下,为人类建一艘种子的“诺亚方舟”。

  这个想法,终因复旦大学和西藏大学的结缘成为现实。自此,钟扬背起足有三四十斤重的双肩包,带着学生开启了为国家收集种子的征程。

  野外科考的艰苦超乎人们想象,经常七八天吃不到热饭。钟扬和学生们饿了啃一口死面饼子,渴了就从河里舀水喝,“食物不好消化才扛饿,饥饿是最好的味精”。晚上,住的是牦牛皮搭的帐篷,因为严重缺氧,煤油灯很难点亮;冬天,盖三床被子也无法抵御寒冷,早上洗脸要先用锤子砸开水桶里的冰;路上,常常被突袭的大雨冰雹困在山窝窝里,车子曾被峭壁上滚落的巨石砸中……

  “高原反应差不多有17种,在过去的十几年间,每次我都有那么一两种,头晕、恶心、无力、腹泻都是家常便饭。不能因为高原反应,我们就怕了是吧。科学研究本身就是对人类的挑战。”钟扬这样说,开玩笑般的“轻松”。

  他们追踪整整10年,在海拔4150米处发现了“植物界小白鼠”拟南芥的崭新生态型;他们采集的种子里,已提取出抗癌成分,并通过了美国药学会认证;他们花了整整3年,将全世界仅存的3万多棵国家一级保护植物——西藏巨柏逐一登记在册,建立起保护“数据库”;他们揭示了红景天、独一味、藏波罗花、垫状点地梅、西藏沙棘、山岭麻黄、纳木错鱼腥藻等青藏高原特有植物对环境的分子适应机制;他们的“杂交旱稻”重大研究成果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这意味着,万一全球气候发生变化,干旱缺水地区也有机会让农业“平稳着陆”;他还带领团队耕耘10年,在上海成功引种红树林,创造了世界引种最高纬度,为上海海岸生态保护打造了新的屏障……

  16年来,钟扬和学生们走过了青藏高原的山山水水,艰苦跋涉50多万公里,累计收集了上千种植物的4000多万颗种子,近西藏植物的五分之一。他的理想,是在未来10年间,收集西藏植物的三分之一以上,如果有更多人加入,也许30年就能全部收集完…

  钟扬(右一)与学生们在西藏

  为西藏埋下的科研种子

  “教师是我最在意的身份。”钟扬说,每个学生都是一颗宝贵的种子,全心浇灌就会开出希望之花。这些年,除了为国家收集植物种子,钟扬倾注了巨大心血培育最心爱的“种子”——学生。

  很多钟扬的同事原本是他的学生,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教授南蓬就是其中之一。相识三十多年,对于南蓬而言,钟扬一直是亦师亦友的存在。来到复旦之前,钟扬曾在中科院武汉植物所担任副所长,当时南蓬在科研处,她回忆:“有一天我跟他说,我想继续深造,其实当时只是想报考硕士研究生,但他却劝我,要直接读博士。于是我就去读了博士,之后又来复旦做了他的博士后,再之后就留到复旦任职,这一步一步,都是钟老师鼓励我的。在我迷茫不知方向的时候,钟老师总能给我很好的建议和帮助。当我觉得特别无助时,他总能给我提供力量。”南蓬说,这不只是于她而言,从某种意义上讲,钟扬像一座灯塔,照亮了很多人的前路。

  钟扬在学生眼里不仅是一个学术严谨的老师,更是睿智幽默的人生导师,他从不讲大道理,而是潜移默化地教授学生如何进行抉择。南蓬始终记得钟扬老师曾给她讲过的小笑话,虽然表面看是个活跃课堂气氛的笑话,背后却蕴含着如何在论文写作中埋下悬念、理清思维、引起读者的兴趣等等道理。由于经常进行科普宣讲,他总结出一套给公众讲科普的好办法:“首要一条就是永远‘读者第一’,在策略上要遵循‘水果贩子’原则,把最吸引人的东西放在最前面。只有先把人们吸引进来后,你才有机会给大家讲故事,带着大家一起深入学习和探索。”

  在同事的记忆里,他是与时间赛跑的人。南蓬回忆,钟扬总是往返于西藏与上海,他的一天往往是这样结束的,在复旦下班以后,他搭乘傍晚飞机,半夜到达成都或西安,住在机场附近的酒店或有时就在机场候机厅稍作休息,第二天早上搭乘第一班飞机到拉萨,九点就能赶到西藏大学上班。他的衣袋装着很多小纸片,上面密密麻麻写满待办事项,每做完一项就用笔划掉;他常在办公室工作到半夜,闹钟固定设在凌晨3点,不是用来叫他起床,而是提醒他到点睡觉;他的随身听里是请学生录的藏语听力教材,他说:“没人规定援藏干部要学藏语,但是用藏语,是表达尊重的最好方式。”

  初始援藏,钟扬打算作为科研者为青藏高原盘点植物“家底”。漫长科考道路上,他慢慢意识到,这片神奇土地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位生物学家,更需要一位教育工作者,“将科学研究的种子播撒在藏族学生心中,也许会对未来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再后来,他想把西藏大学的“造血机制”建起来,打造最好的平台,把学科带到新高度。 

  “不拿到博士学位授予权,我就不离开西藏大学!”来西藏大学第一天,全体大会上,钟扬对全校师生拍了胸脯。那时的藏大,连硕士点都没有。16年艰苦磨砺,钟扬帮助西藏大学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第一”:申请到西藏第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第一个理学博士点,为藏族培养了第一位植物学博士,带领西藏大学生态学科入选国家“双一流”……不仅填补了西藏高等教育的空白,更将西藏大学生物多样性研究成功推向世界。2017年,西藏自己的种质资源库也建立起来了,负责人正是钟扬的第一个藏族博士扎西次仁。

  “在我的课题组里,学生才是上帝。”这不是钟扬的一句玩笑话,在他的实验室里,每个学生做的都是最适合自身的研究。在他眼里,每个学生都是一颗珍贵的种子。就像收集种子一样,他用心培养,因材施教,期待他们长成参天大树。钟扬特别喜欢招收少数民族学生,他认为少数民族地区培养人才尤其难,但培养好了,这些学生回到家乡,就能成为靠得住、留得下、用得上的生力军。十几年间,他培养的学生遍布西藏、新疆、青海、甘肃、宁夏、内蒙古、云南等西部省份。他说:“我有一个梦想,为祖国每一个民族都培养一个植物学博士。”

  事实上,钟扬的视野从没离开过下一代。“科学知识、精神和思维要从小培养,现在让孩子们多一点兴趣,说不定今后就多出几个科学家。”

  谁能想到,一个忙得连饭都顾不上吃的大教授,每个月却坚持抽出两天去中小学开科普课。多年来,钟扬以巨大热情投入科普教育中,参与了上海科技馆、自然博物馆建设,承担了自然博物馆500块中英文图文的编写工作,出版了3本科普著作和6本科普译著,每年主讲30场科普讲座。钟扬,是有口皆碑的明星科普专家。

  钟扬(左二)与学生们在上海崇明岛采集样本

  种子精神播撒在大地

  经年累月的高原工作,让钟扬的身体频发警报。2015年5月2日,51岁生日当晚,他突发脑溢血,大脑破裂血管中流出的殷红鲜血化作CT片上大块惊人的白斑。

  15天后,钟扬出院了,连午餐盒都没力气打开的他,在学生搀扶下,拖着“半身不遂”的右腿一步步爬上25级台阶,“瘫坐”在二楼办公室里。从这天起,他正式恢复工作。

  从医院出来,医生给他规定了3条“铁律”:一是戒酒,二是吃药,三是绝不可再去西藏。担心钟扬的人们“舒了口气”:这个“钟大胆”,可以在进藏上消停消停了吧。

  可这个对青藏高原爱得深沉的汉子,无论医生如何警告,无论家人如何担忧,终究没“戒”得了西藏,“我戒得了酒,戒不了进藏。我不去心里就痒痒,好像做什么事都不提气”。

  这时的钟扬更有紧迫感了,他希望老天再给他十年时间,给西藏大学带出一支科研队伍。说起此时的钟扬,南蓬流畅地叙述停了下来,仿佛每次都不忍回忆。“脑溢血之后我们都劝他保重身体,但是劝不住啊!”她的声音带着哭腔。

  出院后,钟扬仿佛按了加速键,更加争分夺秒。不少人这样评价钟扬,他用53岁的人生,做了一般人100岁都做不完的事。

  离开ICU刚半年,他又进藏了。

  2017年9月25日,钟扬在内蒙古工作途中遭遇车祸,不幸逝世。

  当人们把车祸赔偿金拿给钟扬家人,老父亲坚决不肯收。他流着眼泪,用很重的湖南口音说:“这些钱是我儿子用生命换来的,我不能收。”最终,一家人决定,把钟扬138万元的车祸赔偿金和利息全部捐出来,发起成立“复旦大学钟扬教授基金”。2018年9月,来自复旦大学、西藏大学等高校的15位师生获得钟扬教授基金首批奖励,以表彰他们在科研、公益、教育事业,特别是在西藏和其他西部地区的发展中做出的贡献。他们中有援藏医生,有赴藏支教的大学生志愿者,有专门研究西藏植物领域的学者,他们沿着钟扬教授开拓的漫漫长路不断求索,继续前行,钟扬的种子精神在神州大地落地生根。

  2018年4月,中宣部授予钟扬“时代楷模”称号。正是对西藏的眷恋,对高原植物学的热爱,成就了钟扬充满激情、富于创造、敢于担当的新时代科学家精神。钟扬教授走了,但他的浩然之气已经化作了美丽的藏菠萝花留在西藏,就像他最爱的那首自己翻译的藏族民歌:

  世上多少玲珑的花儿,出没于雕梁画栋;唯有那孤傲的藏菠萝花,在高山砾石间绽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