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多少玲珑的花儿，出没于雕梁画栋；唯有那孤傲的藏菠萝花，在高山砾石间绽放。
“一个基因可以拯救一个国家，一粒种子可以造福万千苍生。”总把这句话挂在嘴边的是复旦教授钟扬，有很多头衔和成就，他是复旦大学党委委员、研究生院院长，西藏大学特聘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发表论文200余篇，获国家发明二等奖一次，教育部自然科学一等奖三次……但他更愿意称自己是“一名工作在青藏高原的生物学家，一名来自上海的援藏教师”。
2017年9月25日清晨，在为民族地区干部授课的出差途中遭遇车祸，钟扬53岁的生命定格在那一刻……
为未来收集种子
说起钟扬的传奇人生，与之相识30多年的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教授南蓬向记者打开了话匣子，他15岁考入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毕业后从无线电专业转行植物学和生物信息学，短短几年就站上这一领域的学术前沿；33岁时已是一名副局级干部，前途一片大好，却毅然放弃所有职级待遇，来到复旦大学做一名普通教授；从事研究和教学工作30余年，学术援藏16年，在雪域高原跋涉50多万公里，收集上千种植物的4000多万颗种子，填补了世界种质资源库没有西藏种子的空白；帮助和推动了西藏大学的植物学专业从“三个没有”：没有教授、教师没有博士学位、没有申请过国家自然基金项目，到创造一个又一个“第一”，不仅填补了西藏高等教育一系列空白，更将西藏大学生物多样性研究成功推向世界。
高寒缺氧，氧气含量不足内地的50%，昼夜温差高达45摄氏度，鲜有植物学家敢于涉足。但自从2001年第一次到西藏考察开始，钟扬与西藏结下了16年的不解之缘。有的人不理解：一个复旦大学的著名学者，为什么要跑到边疆搞科研？
原来，钟扬在复旦大学重建生态学科的工作中越来越意识到，许多物种在消失，保存种质资源作为一项基础性、战略性工作，对于国家发展、人类命运意义非凡。2001年，钟扬第一次来西藏考察，就被这里的自然生态和高原植物深深吸引。在青藏高原，有近6000个能结种子的高等植物物种，占全国的18%，却从来没有人进行过彻底盘点和种子采集。其中2000种是青藏高原特有植物，但由于气候变暖，环境破坏，一些植物正在消失，抢救性收集记录迫在眉睫。种质资源事关国家生态安全，事关整个人类未来。如何把青藏高原这个最大的生物“基因库”真正建立起来，是钟扬执着努力很多年的科研目标。
作为中国植物学家，钟扬立誓，要为祖国守护植物基因宝库；作为对人类负责的植物学家，他立誓，要在生物多样性不断遭到破坏的当下，为人类建一艘种子的“诺亚方舟”。
这个想法，终因复旦大学和西藏大学的结缘成为现实。自此，钟扬背起足有三四十斤重的双肩包，带着学生开启了为国家收集种子的征程。
野外科考的艰苦超乎人们想象，经常七八天吃不到热饭。钟扬和学生们饿了啃一口死面饼子，渴了就从河里舀水喝，“食物不好消化才扛饿，饥饿是最好的味精”。晚上，住的是牦牛皮搭的帐篷，因为严重缺氧，煤油灯很难点亮；冬天，盖三床被子也无法抵御寒冷，早上洗脸要先用锤子砸开水桶里的冰；路上，常常被突袭的大雨冰雹困在山窝窝里，车子曾被峭壁上滚落的巨石砸中……
“高原反应差不多有17种，在过去的十几年间，每次我都有那么一两种，头晕、恶心、无力、腹泻都是家常便饭。不能因为高原反应，我们就怕了是吧。科学研究本身就是对人类的挑战。”钟扬这样说，开玩笑般的“轻松”。
他们追踪整整10年，在海拔4150米处发现了“植物界小白鼠”拟南芥的崭新生态型；他们采集的种子里，已提取出抗癌成分，并通过了美国药学会认证；他们花了整整3年，将全世界仅存的3万多棵国家一级保护植物——西藏巨柏逐一登记在册，建立起保护“数据库”；他们揭示了红景天、独一味、藏波罗花、垫状点地梅、西藏沙棘、山岭麻黄、纳木错鱼腥藻等青藏高原特有植物对环境的分子适应机制；他们的“杂交旱稻”重大研究成果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这意味着，万一全球气候发生变化，干旱缺水地区也有机会让农业“平稳着陆”；他还带领团队耕耘10年，在上海成功引种红树林，创造了世界引种最高纬度，为上海海岸生态保护打造了新的屏障……
16年来，钟扬和学生们走过了青藏高原的山山水水，艰苦跋涉50多万公里，累计收集了上千种植物的4000多万颗种子，近西藏植物的五分之一。他的理想，是在未来10年间，收集西藏植物的三分之一以上，如果有更多人加入，也许30年就能全部收集完…
钟扬（右一）与学生们在西藏
为西藏埋下的科研种子
“教师是我最在意的身份。”钟扬说，每个学生都是一颗宝贵的种子，全心浇灌就会开出希望之花。这些年，除了为国家收集植物种子，钟扬倾注了巨大心血培育最心爱的“种子”——学生。
很多钟扬的同事原本是他的学生，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教授南蓬就是其中之一。相识三十多年，对于南蓬而言，钟扬一直是亦师亦友的存在。来到复旦之前，钟扬曾在中科院武汉植物所担任副所长，当时南蓬在科研处，她回忆：“有一天我跟他说，我想继续深造，其实当时只是想报考硕士研究生，但他却劝我，要直接读博士。于是我就去读了博士，之后又来复旦做了他的博士后，再之后就留到复旦任职，这一步一步，都是钟老师鼓励我的。在我迷茫不知方向的时候，钟老师总能给我很好的建议和帮助。当我觉得特别无助时，他总能给我提供力量。”南蓬说，这不只是于她而言，从某种意义上讲，钟扬像一座灯塔，照亮了很多人的前路。
钟扬在学生眼里不仅是一个学术严谨的老师，更是睿智幽默的人生导师，他从不讲大道理，而是潜移默化地教授学生如何进行抉择。南蓬始终记得钟扬老师曾给她讲过的小笑话，虽然表面看是个活跃课堂气氛的笑话，背后却蕴含着如何在论文写作中埋下悬念、理清思维、引起读者的兴趣等等道理。由于经常进行科普宣讲，他总结出一套给公众讲科普的好办法：“首要一条就是永远‘读者第一’，在策略上要遵循‘水果贩子’原则，把最吸引人的东西放在最前面。只有先把人们吸引进来后，你才有机会给大家讲故事，带着大家一起深入学习和探索。”
在同事的记忆里，他是与时间赛跑的人。南蓬回忆，钟扬总是往返于西藏与上海，他的一天往往是这样结束的，在复旦下班以后，他搭乘傍晚飞机，半夜到达成都或西安，住在机场附近的酒店或有时就在机场候机厅稍作休息，第二天早上搭乘第一班飞机到拉萨，九点就能赶到西藏大学上班。他的衣袋装着很多小纸片，上面密密麻麻写满待办事项，每做完一项就用笔划掉；他常在办公室工作到半夜，闹钟固定设在凌晨3点，不是用来叫他起床，而是提醒他到点睡觉；他的随身听里是请学生录的藏语听力教材，他说：“没人规定援藏干部要学藏语，但是用藏语，是表达尊重的最好方式。”
初始援藏，钟扬打算作为科研者为青藏高原盘点植物“家底”。漫长科考道路上，他慢慢意识到，这片神奇土地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位生物学家，更需要一位教育工作者，“将科学研究的种子播撒在藏族学生心中，也许会对未来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再后来，他想把西藏大学的“造血机制”建起来，打造最好的平台，把学科带到新高度。
“不拿到博士学位授予权，我就不离开西藏大学！”来西藏大学第一天，全体大会上，钟扬对全校师生拍了胸脯。那时的藏大，连硕士点都没有。16年艰苦磨砺，钟扬帮助西藏大学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第一”：申请到西藏第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第一个理学博士点，为藏族培养了第一位植物学博士，带领西藏大学生态学科入选国家“双一流”……不仅填补了西藏高等教育的空白，更将西藏大学生物多样性研究成功推向世界。2017年，西藏自己的种质资源库也建立起来了，负责人正是钟扬的第一个藏族博士扎西次仁。
“在我的课题组里，学生才是上帝。”这不是钟扬的一句玩笑话，在他的实验室里，每个学生做的都是最适合自身的研究。在他眼里，每个学生都是一颗珍贵的种子。就像收集种子一样，他用心培养，因材施教，期待他们长成参天大树。钟扬特别喜欢招收少数民族学生，他认为少数民族地区培养人才尤其难，但培养好了，这些学生回到家乡，就能成为靠得住、留得下、用得上的生力军。十几年间，他培养的学生遍布西藏、新疆、青海、甘肃、宁夏、内蒙古、云南等西部省份。他说：“我有一个梦想，为祖国每一个民族都培养一个植物学博士。”
事实上，钟扬的视野从没离开过下一代。“科学知识、精神和思维要从小培养，现在让孩子们多一点兴趣，说不定今后就多出几个科学家。”
谁能想到，一个忙得连饭都顾不上吃的大教授，每个月却坚持抽出两天去中小学开科普课。多年来，钟扬以巨大热情投入科普教育中，参与了上海科技馆、自然博物馆建设，承担了自然博物馆500块中英文图文的编写工作，出版了3本科普著作和6本科普译著，每年主讲30场科普讲座。钟扬，是有口皆碑的明星科普专家。
钟扬（左二）与学生们在上海崇明岛采集样本
种子精神播撒在大地
经年累月的高原工作，让钟扬的身体频发警报。2015年5月2日，51岁生日当晚，他突发脑溢血，大脑破裂血管中流出的殷红鲜血化作CT片上大块惊人的白斑。
15天后，钟扬出院了，连午餐盒都没力气打开的他，在学生搀扶下，拖着“半身不遂”的右腿一步步爬上25级台阶，“瘫坐”在二楼办公室里。从这天起，他正式恢复工作。
从医院出来，医生给他规定了3条“铁律”：一是戒酒，二是吃药，三是绝不可再去西藏。担心钟扬的人们“舒了口气”：这个“钟大胆”，可以在进藏上消停消停了吧。
可这个对青藏高原爱得深沉的汉子，无论医生如何警告，无论家人如何担忧，终究没“戒”得了西藏，“我戒得了酒，戒不了进藏。我不去心里就痒痒，好像做什么事都不提气”。
这时的钟扬更有紧迫感了，他希望老天再给他十年时间，给西藏大学带出一支科研队伍。说起此时的钟扬，南蓬流畅地叙述停了下来，仿佛每次都不忍回忆。“脑溢血之后我们都劝他保重身体，但是劝不住啊！”她的声音带着哭腔。
出院后，钟扬仿佛按了加速键，更加争分夺秒。不少人这样评价钟扬，他用53岁的人生，做了一般人100岁都做不完的事。
离开ICU刚半年，他又进藏了。
2017年9月25日，钟扬在内蒙古工作途中遭遇车祸，不幸逝世。
当人们把车祸赔偿金拿给钟扬家人，老父亲坚决不肯收。他流着眼泪，用很重的湖南口音说：“这些钱是我儿子用生命换来的，我不能收。”最终，一家人决定，把钟扬138万元的车祸赔偿金和利息全部捐出来，发起成立“复旦大学钟扬教授基金”。2018年9月，来自复旦大学、西藏大学等高校的15位师生获得钟扬教授基金首批奖励，以表彰他们在科研、公益、教育事业，特别是在西藏和其他西部地区的发展中做出的贡献。他们中有援藏医生，有赴藏支教的大学生志愿者，有专门研究西藏植物领域的学者，他们沿着钟扬教授开拓的漫漫长路不断求索，继续前行，钟扬的种子精神在神州大地落地生根。
2018年4月，中宣部授予钟扬“时代楷模”称号。正是对西藏的眷恋，对高原植物学的热爱，成就了钟扬充满激情、富于创造、敢于担当的新时代科学家精神。钟扬教授走了，但他的浩然之气已经化作了美丽的藏菠萝花留在西藏，就像他最爱的那首自己翻译的藏族民歌：
世上多少玲珑的花儿，出没于雕梁画栋；唯有那孤傲的藏菠萝花，在高山砾石间绽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