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是我们古人在漫长岁月中不断与疾病斗争，通过医疗实践逐步摸索出来的医学理论体系，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医理论就已经基本形成，作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中医药发展至今，已经成为了祖祖辈辈中国人共同的文化印记。

　　穿越古今的老药方

　　电视剧《大宅门》，相信不少人都非常熟悉，这部二十年前上映的经典影视作品，直到今天还为许多人津津乐道，剧里讲述了中药老字号“百草厅”药铺跨越百年几经兴衰的故事，而剧中百草厅的原型，其实就是有着三百多年历史的北京同仁堂，早在明朝永乐年间，同仁堂创始人乐显扬的祖辈就是做郎中的，自那时起，乐氏家族的后人大多都以行医卖药为生，他们经营的中药铺子往往被人们统称为乐家老铺。

　　乐氏家族第十二代子孙中的代表性人物乐达仁出生于1877年，1914年，他在天津开办了达仁堂乐家老铺，并创办了中国第一家中药工厂。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国各大中药企业纷纷开始建立中药炮制工艺技术档案，为的就是把众多古方古药的配制技法，详细规范地记录下来传承下去，也正是这个时候，国医大师陈可冀院士的研究小组，在梳理清代宫廷医药档案时，发现了乾隆皇帝御用养生药清宫寿桃丸的原始药方和药用价值，后来，这张老方子连同寿桃丸的研制任务，被一起交给了天津达仁堂。

　　今年73岁的郭玉凤干了一辈子中药炮制工作，而她也正是当年清宫寿桃丸研发团队的成员之一，按理说有了原始药方，配出一种药来并不难，可问题是，郭玉凤他们拿到的这个方子，更像是一个有待破解的谜，过去御医们为了保密，将药方的一部分遮挡了起来，只能确定用到的药材有人参、地黄等十几种，更麻烦的是，其中一些药材的配比和剂量全靠御医们口传心授，并没有标注在方子上，“就是一个碎片的方子，根本没说哪味药要用多少，你得自己来回试，每次做一批出来，拿去做实验做效果对比，总之配比和克重不明确的话，复方药很难组方。”郭玉凤说。  

　　除此以外，在这张药方上，不少药材的炮制方法都只有寥寥几句，就比如在提到其中一种叫做分心木的药材时，古方中仅仅写了一句“瓦罐存之，炒炭存性”，熟悉中药的人都知道，中药炮制要根据处方进行，分为修治、水制、火制、制霜、发酵等等，其中单是火制中的炒制，就分为清炒、炒香、炒焦、炒炭等不同程度，火候不同、配伍不同，出来的药效也大不相同，当时为了摸索这个“炒炭存性”到底是指炒到什么程度，郭玉凤他们反复炒制了不知道多少次，最终用了四五年的时间，才将清宫寿桃丸的古方完全复原出来。

　　2011年清宫寿桃丸传统制作技艺成功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郭玉凤被定为了传承人，十几年来，为了把这门古老的炮制工艺更好地传给后人，已经退休在家的郭玉凤花费大量精力整理资料编写教材，定期回到厂里给年轻职工们讲课，尤其是那些被纳入传承谱系的人，必须对每道工序、每个细节都烂熟于心才算合格，不过在郭玉凤看来，与所有这些相比，诚实做人、用心做药的品格和信念，才是一个制药人最应该从我们祖辈身上继承下来的宝贵财富。

　　谁说中药一定“慢”？

　　章臣桂，今年八十八岁，她的名字或许有人并不熟悉，但提起她研发的药，大伙儿一定都听过——速效救心丸、藿香正气软胶囊、清咽滴丸等等都出自她的研发团队。“我1958年刚来到天津药材公司搞中药制剂研发的时候，就认定了必须用现代的科技手段，提高古老中药的药效，让人们吃得少一点，发挥作用快一点，这就需要把植物里面的有效成分提取出来，浓缩在中药制剂里直接快速被人体吸收，那时候‘速效’两个字就是我奋斗的目标了！”章臣桂说。

　　要想提取药材中的有效成分，就必须懂得植物化学，那个年代，在我们国家中药研究领域里懂得植物化学的人可谓凤毛麟角，为此，章臣桂主动跟单位申请去北京进修，完成学业回到天津后，她立即组建团队、购置设备，以植物化学等现代制剂学理论为依托，开展中成药剂型改进和新产品研发，而这一切，也为后来速效救心丸的研制打下了基础。当年，中药制剂中并没有治疗心脏病的药，章臣桂的研发团队只能靠自己摸索，一边查阅资料，一边在各种中药中筛选有用成分，章臣桂回忆说：“就在小老鼠身上做实验，做了好几年，失败的次数太多了，我们都灰心了，后来突然有一天我们脱白大褂准备下班的时候，就听见垃圾桶里哗啦哗啦响，我赶紧扒开一看，给药的老鼠都活了，我说这个药发挥作用了！”。

　　在实验室里取得成功，仅仅是药品研发的第一步，接下来，科研团队还要不断钻研，调整药品成分的剂量，开展一系列临床试验，努力让药效稳定下来并得到最大化的发挥，一瓶小小的速效救心丸，从科研立项，到1982年批量投产，花费了章臣桂他们十多年的心血。

　　作为速效救心丸的发明人，章臣桂拒绝了国外科研机构的高薪聘请，扎根祖国，以中医古方古药为基础，带领团队先后研制出了十几种新型中药制剂，为推进中药生产标准化、规范化，提升中药制造现代化水平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如今，已经快九十岁的章老依然不停奔走在药厂和研究所之间，奋战在科研一线，用成果一次次向人们证明，坚持守正创新，脚踏实地钻研，中成药一样可以成为快效药！

　　让古老中医药“开口讲话”

　　一直以来，药物成分不明确、质量难以控制、作用机理难以阐明等等，都是阻碍传统医药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利用科技手段把作用机制弄清楚、讲明白，进而建立一套有规律可循、有标准可依的中医药诊疗体系，是当务之急。

　　针灸疗法，距今已有2000多年历史，在我国最早的医学典籍《黄帝内经》中就有相关记载，可要说针灸到底是靠什么原理发挥疗效的，却一直缺少科学层面的解释。

　　戴晓矞，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针灸部主任医师，从事针灸治疗将近三十年的她，一直在跟随自己的老师——国医大师石学敏院士，不断通过临床试验和科学手段去探寻针灸等中医外治法的作用机制，“这个针扎下去之后，穴位里边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怎样的神经反射？包括生物电的一些东西，过去我们说不清楚，现在通过临床观察和一些分子学甚至基因层面的研究，我们正在一点点看清晰，把它的作用机理弄明白讲清楚，我们后边的人接受起来才会更快，才能产生对中医更多的信任，传承起来也会更好。”戴晓矞说。

　　中医诊治方案要做到有据可循，实现“循证”，必须依托相对固定的样本数据，找到其中的关联和规律，出于这方面的考虑，几年来戴晓矞他们一直在做“针刺手法量学”方面的研究，所谓“针刺手法量学”，简单说就是在针刺每个穴位时，深浅、力道、次数，甚至是角度，都要依据产生的效果固定下来，形成一套标准。戴晓矞介绍说：“比如这一针扎下去，患者的手要抽动几次，腿要抖动多大幅度，这种看得见的效果我们都要固定下来，这就叫量效标准，就像咱们吃药一样，一天是吃一片还是两片儿，严格按照这个标准来做，才能实现所有患者治疗效果的一致性、疗效的可重复性，进而体现出针灸的科学性”。

　　随着科研手段的不断完善，以往有关中医药的那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东西，开始以更加科学而清晰的面貌呈现在人们面前。眼下，戴晓矞他们正在着手建立中风人群的数据库，结合数千甚至数万例临床患者和实验对象的针灸数据，开展针刺时机对疾病进程的影响等一系列研究，研究越是深入，戴晓矞越是感叹，我们的古人没有精密仪器，没有先进手段，全凭经验的积累，就能建立起中医这样一个绵延千年、取之不尽的医学理论体系，何等神奇，自己作为新时代的中医从业者，能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参与中医药文化的传承，又是何等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