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丹

　　近日，主持人朱丹现身北京大学，作了题为“旁观者”的演讲，告别主持舞台三年的她，原本是想要和北大学子分享自己“旁观”心得，没想到，她现场竟几度语塞、忘词，失控落泪，不得不向现场听众鞠躬道歉，坦言自己真的做不到。她透露当初离开浙江卫视是因为不自信，医生说她患有抑郁症，让她要正视自己的脆弱。

　　抑郁症进入大众视野就是由于名人患抑郁症，三毛、张国荣、崔永元等，让很多人想当然地认为，抑郁症是一个比较“高级”的病。精英，至少是文化人，才容易得这个病。真是这样吗？

　　穷人是抑郁症最大群体

　　抑郁症人群中也有沉默的大多数，中国抑郁症的最大人群是穷人，在农村，任何阶层成员都可能得抑郁症，贫困阶层受苦更甚。只因这个阶层活在在聚光灯之外，他们的痛苦不为人所知。

　　研究已证明，贫困是抑郁症的一大诱因。近十几年来，中国国企下岗人员和农村留守人员，成为抑郁症高发群体。接受社会救济的人群中，抑郁症比例是总人口患病率的三倍。值得注意的是，贫困生进入城市，如果得不到物质和精神上的帮助，其心理疾病的发病概率极高。目前我国高校中，贫困生约占总在校生的15%~20%，其中有心理问题的占65%。

　　贫困群体的抑郁症识别率低，是雪上加霜。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穷人，日子本来就困顿艰难，抑郁症状会被掩盖。他自己也搞不清，他的痛苦到底是抑郁症，还是来自生活本身。很多穷人得了抑郁症，始终都不自知，也不为人所知。所以对抗抑郁，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帮助穷人摆脱贫困，提升改变命运的能力。

　　抑郁症患者也有职业之别

　　不过在知识阶层中，抑郁症患者也有职业之别。演员、公务员、媒体人、警察、教师比较容易得抑郁症——这是安定医院主任医师姜涛23年行医生涯的观察。

　　他阐述：“这几个行业收入差距大。他们就容易不平衡，焦虑，压力大。”姜涛所说是个人经验描述，未能验证，不过揭示了一个现象：内心的激烈冲突和抑郁症相关。

　　抑郁症源于错误的生活方式

　　那么就个体而言哪些因素易导致抑郁症？

　　生物学因素 生活中经常可以观察到，一个抑郁症患者的直系或旁系家属中，还有其他精神疾病患者。说明这个家族遗传倾向明显。上海精神科医生颜文伟认为，在全世界人口中，大约有5%~10%的人有这种遗传基因，容易得抑郁症。

　　姜涛也认为遗传因素对于抑郁症致病有重要作用。他给我一个数据：抑郁症的遗传度达到80%，所谓“遗传度”是指如果你携带致病基因，那么发病的可能性达到80%。

　　不过，到目前为止，人类对于遗传因素和抑郁症的内在关联，还不能给出科学的解释。尚未得到科学验证。

　　性格因素 这个可认定占有比较重要的作用。心理学认为，自责、自罪最易破坏人的心理结构，它构成一种内在惩罚机制，对自身进行谴责和制裁。抑郁症患者的压抑、自卑、自我评价降低、活力下降，多来源于此。

　　我也曾认真追溯过自己患病的原因。我出生前父亲就因为是右派被发配到苏北某地农村劳动。他在外受到迫害和欺辱，回到家里就没有好声气。因天性敏感，我从小就对严酷的生存环境有着超越年龄的感受，学会了理性、忍耐和克制，以及用约束自我的方式来抵抗外在的侵略。可是内在的反叛性，又刺激愤怒的情绪在我内心悄然滋长。少年时代，我其实是在以一种“边缘不合作”的态度，面对异己的世界。考上大学后，我一直在用巨大的努力来克服自小形成的与现实的紧张关系，寻找自我与外部世界的和解方式。我曾自以为成功了，岂知童年和少年时代的阴影，会成为潜意识中的条件情绪性反应，植根于人性深处。

　　环境压力因素 工作压力、生活压力、人际关系压力等它们也应该是以情绪为桥梁，殊途同归，作用于神经递质。

　　不过仅单方面的压力不足以导致抑郁症。抑郁症患者多半能够自省和克制，乃至自我牺牲。如果压力只来自一方，他们还能通过委曲求全来化解；但是，如果多个不同方向的压力蜂拥而至，并且这些压力彼此交错排斥，即使委曲亦不能求全，抑郁症就会在这时登堂入室。

　　创伤性突发事件 如失学、失业、失恋、亲人去世等。不过突发事件只是刺激因素，不是真正的病因。抑郁症植根于人性深处，即使没有这个创伤事件，也还会有别的事件，差别只在于爆发的时机不同。当然，如果运气好，拖个十年、八年自行消失，也未可知。

　　综上，抑郁症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它不只是简单的心理疾病，它的根源是某种错误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导致了内心的分裂和背叛，你要战胜它，惟有用另外一种方式把它矫正过来。

　　找到病因对于治疗有参考价值。不过也不必过于纠结病因，否则会制造新的压力和矛盾，对病情不利。在一个短时间内，仅仅个别诱因不可能触发抑郁症。疾病既已爆发，病因就不再重要。就好像你用火柴点着爆竹，爆竹已经爆炸，你再追究火柴，无济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