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以来，共有4位当过秘书的副部级官员落马。习近平在谈秘书工作时提到，“(秘书)不能认为‘机关牌子大、领导靠山硬’而有所依仗、有恃无恐，更不允许滥用领导和办公室的名义谋取个人私利。秘书不能‘离位’，更不能‘越位’，参与而不干预。”
“河北第一秘”李真，5年间由一般职工升到厅级干部，33岁就走上了正厅级领导岗位，还曾被列为国家税务总局和河北省人民政府双料后备领导干部。
十八大以来查处的高官中，海南省原副省长冀文林、四川省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郭永祥、中石油集团原副总经理李华林都曾担任过秘书。
秦裕长期跟随陈良宇工作，被视作其亲信之一，人称“上海一秘”。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分析人士称：“跟原“河北第一秘”李真比起来，秦裕并没有控制更有分量的人事权，而是充当一个隐形的中间人角色。”
据知情人士称，近年来，山西政商两界，丑闻频发，但对于事主的处置，却失之轻忽。最典型的案例，如白培中案，此亦为金道铭案发的导火索之一。
近二十年来落马高官中，不乏高级干部“秘书”的身影，如“河北第一秘”李真、“上海第一秘”秦裕。十八大以来查处的高官中，海南省原副省长冀文林、四川省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郭永祥、中石油集团原副总经理李华林都曾担任过秘书。
秘书“腐败”虽在中国庞大的秘书群体中还是极少数，但正如有媒体评论称，秘书一旦出事，就是大事。腐败产生的根源是国家相关规定的“落空”，那么，国家对于秘书配备，秘书权责有何规定？秘书的腐败如何产生？又通过哪些形式？[详细]
现在有少数领导干部无论日常杂务还是工作统筹，全由秘书代劳，特别是秘书写稿，领导念稿现象普遍。领导干部不能写稿，或是其能力有限，或是其有“懒政”表现。
秘书参与具体政务，代行官员权力；涉及权钱交易，与官员结成利益共同体；借助曾为高官出谋划策，进军仕途，占据要位；利用手中海量资源和公权力、话语权，为个人谋利等。此外，不少下层官员希望借讨好秘书得到升迁机会，因此对于秘书干政的行为不敢也不愿意表示不满。[详细]
秘书的地位可以说重权在握，离权力中心最近和权力中心人物关系非同一般，低调勤勉又前程似锦，所有能干的、优秀的大学生都梦寐以求的宝座。因为秘书“进去都是一摊泥，出来变成青花瓷”，当了秘书都会有改头换面的一天。
秘书作为“二号首长”，手握重权，一句话可以提升一个人，成全很多事。也可以丑化一件事，把人推进阴水沟里；一个眼神可以代表领导的心情，好则成事，坏则败事；经手一件事可以代表领导水平的高低；秘书既可以辅助领导步步高升，也可以和领导一起成为阶下囚，共同沦陷。[详细]
习近平同志提到，秘书不能认为“机关牌子大、领导靠山硬”而有所依仗、有恃无恐，更不允许滥用领导和办公室的名义谋取个人私利。”“要克服优越感，坚决防止对基层干部群众盛气凌人、态度傲慢、颐指气使、发号施令的现象。”这些话，冀文林等“秘书帮”早听到，早领会，何至于有今天？
习总书记这些论述无疑是给“秘书帮”服了一副清醒剂。要完全杜绝“秘书帮”重蹈覆辙就应该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由组织挑选秘书，坚决反对领导干部自己挑选秘书或先挑选再“戴帽考察”的现象。[详细]
在中国，当过秘书的高官为数不少，包括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在内。习近平当过秘书，也用过几任秘书，现在更有一个精干的秘书班子为其服务。他对秘书工作的风范，有过长篇论述，可谓每句都是实在话，都是肺腑之言。
秘书作为领导“最亲近的人”，有和领导近距离接触的机会，知道更多的信息和资源，也有大批的人脉，如果能够得到领导的赏识，还有优先提拔任用的机会，这些都是领导秘书的优势。也正因如此，领导秘书成了光鲜、令人艳羡、有地位、有优势，被人高看一眼的“特殊工作”。[详细]
“二号首长”权力失控，给出的诊治方案不该仅仅针对“二号首长”。因为没有“一号首长”的过度集权，就没有“二号首长”的权力失控问题。换言之，我们不能因为秘书腐败案件频出，就将问题的重心转移到监督“一号首长”以外。
很显然，监督公权力的重心不在于规范领导秘书，更不在于规范领导家人，而在于如何规训领导权力本身。将领导的权力清单列出，通过建立完善的公开透明体系，顺利引入外界的监督，便可以预见，在一号首长权力被有效监督的前提下，二号首长的腐败问题也将不成为一个问题。[详细]
其实，“秘书病”是一面镜子，既照出了秘书自身问题，也照出了官员问题。可谓有什么样的秘书，就有什么样的官员。透过现象看本质，则是有什么样的官员，才有什么样的秘书。具体而言，“秘书病”根在“官员病”。
因而，欲治“秘书病”，必先治“官员病”，遏制了“官员病”，“秘书病”自然会不治而愈。事实上，“官员病”是最严重的问题，“秘书病”则是其衍生物，要治“秘书病”，先治“官员病”。[详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