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品收购站,一车整理好的废纸箱正准备发出。废品收购站,一车整理好的废纸箱正准备发出。

  在这繁华都市生活着一群购销废品的人,他们多是外来务工人员,每天就是走街串巷,从居民手中购买废品,然后再卖给中间商,以微薄的差价谋生。10月起,我国禁止从国外进口废品,包括废纸、废铜等,受此影响,各大纸厂原料短缺,快递包装箱紧缺起来,各类成品纸价格上涨,快递公司也传来涨价声音。

  伴随着经济的强劲复苏,对废品的需求只能转移到国内,因此,各大纸厂调高了废纸收购价格。废品收购者,又称“收破烂”的人群,是否因此获益?他们的生存状态到底怎么样?

  靠收废品在天津买了房

  在河东区万新村居住区收废品的王旭,老家在河南省东南部的乡村。18年前,他只身一人来天津闯荡。最开始,他受雇于一家国企做保洁员,在工厂里,他将垃圾送往公共站点时,发现有一些即将被丢弃的垃圾可以回收利用,如废烟盒、废报纸和废纸箱,此外还有一些矿泉水瓶、啤酒瓶之类的。王旭将这些可回收物保存起来,到一定数量就转卖给工厂周边的一位收废品的大爷,就这样,在两三年时间内,他赚了约1000元。

  雇他做临时工的国企,经营状况越来越差,最后厂区里的人越来越少,他也被企业解雇。由于没有一技之长,年龄已超过35岁,他为生计苦恼了一段时间。王旭曾经想过回老家,继续耕种田地,但收入并不稳定,家里还有两个孩子,生活不可能宽裕。

  想来想去,王旭想到了专职收废品,也就是走街串巷收破烂。他购置了一辆人力三轮车,租赁了一家餐馆厨房周边的一间房子,就开始了新生计。这个职业又苦又脏,因此从事这个职业的人并不多,竞争不是那么激烈,而且投入少、见效快,在三个月时间内,他赚到了8000元,比在工厂里挣得还多。

  存够一万元的时候,他到一家餐馆犒劳了一下自己,买了一瓶五粮液。以前,他只收过这种酒的废盒子,从没有喝过,喝过以后,发现这酒与经常喝的二锅头味道确实不一样。

  由于踏实肯干,不怕吃苦,而且总是乐呵呵的,左邻右舍对这个朴实的河南庄稼汉印象很好。有不少市民记下了他的电话号码,每当家里要处理旧电器、旧书报时,总会给他打电话,很快他就骑着自己的人力车上门。在计算金额时,他总是多给一些。

  在王旭的废品积存处,记者看到四处都堆放着废品,有打得成捆成捆的报纸、纸箱,也有装成一袋袋的矿泉水瓶。最靠里的位置摆放了一张桌子,斑驳的桌面上放着搪瓷缸子、一台老旧收音机和一台老式摇头扇。“这都是我收来的废品,都当我的生活用品了。”

  别看他存废品的地方挺乱,穿的也是脏兮兮的衣服,但周围很多人都知道,他现在已买房。这在外来务工人员眼中,是非常了不起的。提起这件事,他很自豪:“我在北辰区买了房,110平方米,还把大女儿接到天津来上学。现在我已经快存够买第二套房子的钱了。”

  提起废品涨价的消息,他说:“确实涨价了。我现在收废纸箱是每千克1.2元,去年差不多这时候是每千克0.5元。废报纸现在收购价是每千克1.4元,去年是0.4元。塑料瓶0.1元5个,去年是0.1元6个。其他废铜、废铁也都有涨价,差不多涨了一半,我上家收购价也涨了。”

  废品收购价上涨,收废品的利润也提高了吗?对此,王旭却给了另外一个说法:“不是。废品价格涨了,我们利润反而低了。”原来,废品不值钱时,王旭收废品时,很多市民是半卖半送,有些市民纯粹当王旭是帮忙处理垃圾的,根本都不要钱。“老百姓家里哪有那么多报纸,称重后一计算才2元钱。很多市民不在乎这个钱,就直接送给我们了。”塑料瓶也是一样,50个才能卖1元,很多市民只当让他处理这些废品了,根本就没收钱。

  现在很多市民知道废品涨价了,就不像以前那么不当回事了,因此收购成本提高了,王旭和其他收废品的,还需要准备一些零钱。“一个新情况是,有些市民不收零钱,让我们微信转给他们,我准备买一部智能手机,学着转账和发红包。”王旭说。

  “破烂王”已转型

  随着城市人口的聚集,生活废品也成倍增长,进入废品收购行业的人也越来越多。聚少成多、蚂蚁搬家,一些废品收购行业人士通过辛勤的劳动积累了财富,还完成了人生的逆袭。王旭是其中的一员,但据他回忆,在这一行,有些人的财富是惊人的,远远高于他,而且也难以从表面观察到,他们也被外界称为“破烂王”。

  周辉(化名),10年前从静海到市区发展,最终选定了废品收购行业。与外来务工人员不同的是,他租赁了更大的场地,还购买了轻型卡车从事废品收购。开始,周辉在南开区快速路周边一座立交桥下搭起了临时板房,对外收购废品。堆场大,运力强,投资多,他不用走街串巷,而是坐等卖废品的上门。

  经历一段时间后,和周辉打交道的都变成了收废品的,也就是把走街串巷的人发展成了自己的供应商。自己则利用几辆卡车,把这些废品转运到外环线外,在那里他租赁了一个更大的堆场。

  这些废品最终流向何处?周辉介绍,经过分拣后的废品,分类整齐,他就发到有需求的大厂。如废报纸和废纸箱,他卖到山东的几家造纸厂,废塑料卖到江苏的塑料厂。废金属的需求更大,都卖给了唐山、沧州等地的小型钢铁厂。不到三年时间,周辉挣到了钱,在市区买了几套房。

  不过这个行业也有风险。2008年废品价格大跌,周辉在之前囤积了大量的金属和其他废品,一下赔了60多万元。2013年,废品价格也有回落,也赔进去一些,大概20万元。“废品价格有很大的波动,很难掌握,投资大了,有赚有赔很正常。”他说。

  让他印象较深的一段经历是,2009年收购了一批旧家电。时值家电市场正在升级换代,市民纷纷淘汰家中的显像管电视机,更换成新潮的平板电视机和LED电视机。在2008年底和2009年初,周辉就收购了大量的显像管电视机,平均收购价在20-30元一台。原本,他打算将这些电视机卖到广东一带的拆解厂。当年,国家为了刺激消费,出台了“家电以旧换新”政策。市民在购买新家电时,可以将家中老旧的电器交给商家,能换得400元的补贴。结果,很多家中没有旧家电,但是又恰好需要购买新家电的市民,纷纷跑到旧货市场买旧家电。周辉就把手中的这批旧家电,卖到刘家房子旧货市场,后来,旧电视机的价格越来越高,最高卖到200元一台。靠这次机遇,周辉又赚得一笔钱。

  2010年起,随着清洁城市的建设,以废品为生的从业者,受到了诸多方面的限制。一些占地面积较大的堆场,看着比较显眼的,影响市容环境的,会被要求缩小面积,以至被要求搬离市中心。车辆限制措施实施后,一些卡车和运输车辆也不能在外环线内行驶,更促使他们向外环线外转移。

  失去了市内的据点和堆场,也就失去了货源,2013年以后,一些小规模的“破烂王”已从市内六区消失,有的搬到外环线外,有的则彻底不再从事这个行业。周辉的废品收购业务也不得不萎缩,为此他必须转型。

  现在,周辉主要在各产业园、工业区收工业废品,成立了专门的公司从事这项业务。这类废品的数量大、单价高,操作起来不繁琐。在民用废品方面,他主要收购家电、手机等产品,这些产品还可以在二手市场流通,尤其是城市中心区,租房市场发展壮大,对旧家电的需求越来越大。至于废纸、废塑料之类,周刚已不再收购。没有了废品堆场,周辉觉得自己就不再是“破烂王”了。

  期待能获更多尊重和理解

  在废品收购行业底层的人,也就是王旭这样的外来人员,他们在走街串巷收购废品之外,也有从垃圾桶中找废品的习惯。2010年左右,王旭的妻子就从老家来到天津,和他一起做废品行业。与王旭不同的是,妻子起早贪黑摸垃圾桶,从中找到废报纸、废塑料瓶。这个活儿风险太大,妻子经常被玻璃割伤,偶尔还会摸到动物粪便等脏物,有市民丢弃一些化学溶液,妻子还被烧伤了手指。

  王旭观察到,各个小区都配置了更多的垃圾桶,明确标明了“可回收物”和“不可回收物”。王旭也试探性地摸过“可回收”垃圾桶,结果发现里面还是生活垃圾,各种水果皮、剩饭剩菜甚至宠物粪便等等,都在“可回收”垃圾桶内。

  随着全社会对生态环保的重视,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公司、机构和从业人员进入循环经济,一些上市公司和初创公司等,也纷纷进入废品、家电收购行业。然而,废品包括一些旧家电,在从市民手中到真正需求者手中,中间的链条太长,因此在城市的各个角落,衍生出了一批以此为生的人,也就是“收破烂”的人。

  王旭告诉记者,从事废品收购行业这么多年,最期待的是能获得更多理解和尊重。“一部分市民认为我们为蝇头小利而斤斤计较,靠收垃圾和废品为生,是不干净的。因此市民故意远离我们,甚至在说话时也不以平等态度对待我们,我们感觉很受伤害。”

  他说,曾经有市民卖给他废品,结果嫌价格过低,扭头直接把废品扔到了垃圾桶中。这种行为,深深刺激了王旭,导致他很长一段时间不开心。更让他难以释怀的是,自己的孩子,从来不邀请同学到家中玩儿,对别的同学说自己是在电子厂工作。孩子故意回避自己“收废品”的这种身份,让王旭很伤心。

  王旭已经50多岁了,他感觉自己的体力在变差,可能很快就要退出废品收购行业了。他不时用收音机关注着家乡的天气,今年九十月份,河南的部分地区遭遇连续降雨,老家的玉米、花生等农作物受灾,还有很多没有收到家里,他对此特别关注。

  “等我买了第二套房,我的两个孩子在天津都有了落脚之地。我就准备告老还乡,回家种地。”王旭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