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6年下半年开始,借助大众传媒,“共享单车”一词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知晓。这种智能又便捷的“互联网+”产品在解决了城市短距离出行难题的同时,也给公众带来了不少烦恼。上私锁、划编号、拆零件、搞破坏、随处停放、肆意霸占……层出不穷的“劣行”经媒体曝光后,产生了放大效应,甚至引起了公众的道德恐慌。

  见此情形,人们义愤填膺:或在网络口诛笔伐,或报警寻求帮助,更有人集结精壮男性成立“护车小队”四处“行侠仗义”以暴制暴……一时间,“共享单车”乱象芸芸,令人眼花缭乱。

  单车一坏,就骂人心;共享一丢,就怪道德。现实中,有人慨叹国民素质参差不齐。也有媒体发表评论称,共享单车若不能很好地实现“自我管控”,也许是对公德水平的另一种放任与伤害。也有人呼吁亟待加强政府的管理和引导。

  “共享单车”这张公德“考卷”,总体得分不高,究竟归因何处?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张志红认为,一味地“道德拷问”问不出良好的社会治理。

  “‘共享单车’一旦脱离大学校园这个‘温室’进入社会,所面临的问题必然会复杂得多。”张志红指出,企业的目标用户群体是具有普遍性、多样性的,当产品最初的运营模式所依赖的信用体系和用户群体发生变化时,各种不适应症自然就会显现出来。

  “这才是一个真实社会的运行状况,各种各样的情况都会出现,不再是1+1=2。这恰恰体现了社会管理的复杂性和有趣性。”张志红表示,应理性、平和地看待“共享单车”走出校园,走向社会时遇到的种种问题。

  当谈到,如何看待“‘共享单车’制度漏洞,‘放纵’甚至‘引诱’道德失范,是一场可以预知结果的人性试验”这一论断时,张志红表示,不要把很多事情简单地归因到“素质”上,更多地要考虑管理制度设置问题。

  “所谓‘人性实验’是没有结果的,‘道德拷问’问不出社会治理。”张志红说,任何一种制度的预设都应当建立在“假定人性是趋利的”的基础上。只有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制定出的规则才是符合社会发展的。在利益面前,道德是一种底限,公民首先要做的是依规守法,其前提是要有规有法。

  张志红建议,治理“共享单车”乱象,一方面,企业要主动承担主体责任,加强制度管理、技术上的建设,对可能的“恶”加以管控,从源头堵塞漏洞。就像媒体评论中所说,莫让“失控”的单车,拉低城市道德红线、放大公德失控的风险。

  “另一方面,政府要实施配套的治理举措,使共享单车的出现不会扰乱公共秩序,引导这一新生事物向更加便捷、有序的健康方向发展。”张志红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