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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成玉:中石化每天缴8亿元税费 国际同行都不信

A-A+2014年9月10日16:42新浪财经评论

  2014夏季达沃斯论坛于9月10日至12日在天津举行。在主题为《变局下的中国商业环境》论坛上,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董事长傅成玉表示,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去年缴纳税和费3200多亿,也就是每天要交8亿元人民币,跟国际同行比,他们都不相信。

  以下为发言实录(部分):

  主持人王波明:傅成玉先生,你来谈谈为什么要改造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发生了什么问题?

  傅成玉:我觉得国有企业,当谈我们这一轮改革的时候,我们要回顾一下我们80年代初中国走市场化改革,然后我们那个时候是百分之百的国有,没有民营企业,中国的一个最大的竞争力,我认为是制度创新的竞争力,我们中国创出了一个基本经济制度,叫做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所有制共同发展,由于有了这个制度,国有企业没有死掉,发展壮大了,现在可以说是代表了我们的经济实力。同时,又有了多种经济所有制共同发展,我们出现了一大批民营创业家阶层,这个民营企业代表了我们国家经济的活力,所以我们国家有实力加活力,就是我们国家的经济竞争力。

  我们90年代末到新世纪(36.18, -0.27, -0.74%)初,国有企业曾经历了一场生死的搏斗,我们曾经经历过了三年脱困,那个时候国有企业几乎就要灭亡了,所以经过了三年脱困,市场化改造,这一改造国有企业走向市场了,所以竞争实力大大增强,现在在国际同行业当中中国的各个行业的大企业,排在世界前面的基本都是中国的国有大企业,这个是代表了我们国家的经济实力的。至于中国说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所有制共同发展,所以我们既把国有壮大了,又把民营发展了,既有活力又有实力,但是前苏联结果相反,他最重要的国有企业基本上实力没有了,因为经过私有化,民营企业创业家阶层没形成,所以他的经济活动也不够。

  我们这一轮要解决什么?为什么还要改?中国是在发展过程当中,国有企业、民营企业都在发展过程当中,我们解决了前一个阶段的生存和发展问题,我们中国现在面临着一个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的阶段,无论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都是要打造核心竞争力的阶段,这个竞争力对于我们国有企业来说改革是我们新的任务,改什么?一个叫做市场化,更加市场化,一个叫做去行政化。这两个解决了,我们企业的治理问题、企业我们内部的效率问题,资产质量提高的问题,就更容易解决。所以我们的改革不是要把国有企业搞没,更不是私有化。所以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在十八届三中全会里头非常明确,我们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促进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我们围绕这个目标去谈国有企业改革问题,如果离开了这个目标改革的方向就错了。所以在我们企业改革里头,第一,是怎么样使我们的公有制为主体的地位坚持下来,使经济的主导地位要充分发挥,国有企业的活力、控制力、影响力要进一步增强,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核心就是市场化和去行政化。

  主持人王波明:傅总,混合所有制是不是国企改革出路?

  傅成玉:我想我们谈还是有一个基础,还是看看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这个里头对国有企业改革,应该说混合所有制不是国有企业改革的全部,甚至不是主要部分,他只是在我们国企改革里的一项内容。

  过去我们混合所有制并不新鲜,从84年以后,我们国家一直都在提倡混合所有制,而且我们现在实际就是股权多元化嘛,我们一直在走这条路,今天提的混合所有制,是说把他作为一个实现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形式来表述的,所以既不新鲜,你又不要说一个措施解决所有的问题。国企改革更重要的东西有很多领域,所以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核心是解决好企业我们如何更市场化,如何去行政化,这个去行政化,我们和董明珠女士这儿不太一样,她是地方国企,地方国资委[微博]管她们,我们是中央国企,所以我们相对要比他们在治理的自主能力上更强。

  主持人王波明:等于你说中央政府对你们中央级的国企管的要少一点,不像地方国企。

  傅成玉:要少很多,因为我们企业所有的决策都是企业自主决策的,我们的董事会没有一个是直接从政府部委派来的官员,我们也有外部董事,特别是我们这个行业是一个国际性的行业,他不是一个区域的、不是一个国家的,石油化工从来都是全球性的,所以我们的竞争是在国际上和我们的同行在竞争。包括Mohammed H. Al Mady先生,我们既合作,在某些领域我们又竞争,所以我们的竞争力是在哪里,是在国际上比、是在全球上比。我们现在在国际上的投资已经超过了900亿美金。

  这900亿是哪儿来的呢?第一,不是从政府财政拿的钱,当然我们自己产生的利润,再加上我们的负债,更多的我们并不是从中国的银行贷的款,我们是从国际发的美元债券,因为他的利息更便宜,今年就发了70亿美金。

  所有这些投资,中国政府的部门他没有一个批准的程序,说你必须报我批,但是我们有很多,因为我要用外汇、要用人民币买美元,所以要有一个申请批准这个程序。

  另外一个,我们说这一轮改革主要在经济领域是解决市场和政府的关系,这是李总理昨天说的,我们的政府对我们的影响是什么呢?第一,项目审批,在中国的项目审批,这是一个。再一个,在法律环境下,就有一些是该市场管的,过去说政府管,所以李克强总理昨天说,他更多的是简政放权,让企业自己做决定。我们过去你在哪个地方要投资,得要符合五年发展计划,这个现在还要,当然还要行业发展的规划,环境的问题、安全的问题,但是你企业回报的问题是你自己的事,不是中央的事,分红的事国家有大政策规定,要多少你就给多少。我们真正在国内的,除了税以外,我们更重要的要付更多的费,这个是中国的特色。但是反过来,你是中央企业、你是国有企业,你是全民性的,所以你要给政府交更多的费,所以我们一年税和费加在一起,去年就3200多亿,每一天我要跟我的国际同行比,我说他们都不相信,我每天要交8亿元人民币。

  主持人王波明:每天?

  傅成玉:每天。所以你算,300多天不就三八二十四,二千三四百亿嘛,因为我们是国有企业,国有企业要尽全民责任,不是仅仅在我们说交多少税上,也不仅仅是交多少红利上,费上更多,这是一个方面。

  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为什么要打造国际竞争能力?我们为什么要提高我们的效率,要让市场上的竞争力,这就是国企改革的目标。我们的目标是在国际上要有竞争力,我要效率要提高,我的治理更要透明,规范、公开、透明,这是我们治理上一个基本要求。

  再一个,你这个有了竞争力了,你有更大的本事和能力去负社会责任。比如说我们在环境治理上,在中国应对气候变化上,大企业要尽大责任,我们决定三年要拿出228亿元,解决我们的生产设施的能效问题、环境问题。

  在这个领域里头,除了这个社会责任我们还有其他的,比如说就业问题。咱们国有企业改革不能以大批裁员为改革的目标,如果说我们的人均效率没有国际同行高的话,这也是事实,但是中国的现状,13亿人口,我们不能靠减员来解决企业竞争力,我们要提高管理效力,提高我们的技术水平和提高我们的劳动效率,来把这部分弥补掉。所以尽管是我们承担的社会成本很大、责任很大,但是我们的增长年年没停过,而且在国际同行中我们一直处在比较好的增长位置。

  这个方面说明什么呢?就是说你要打造竞争力,提高效率,不是仅仅靠减员,尽管我们确实多,我们国际同行最大的,我大概人员超过他的10倍,但是我们也把这个问题处理的很好。所以我觉得中国要走中国的路,中国的企业不能够仅仅的简单的学西方,我们学的是理念,学的一些技术、技巧,但是如何操作、如何管理,一定要有中国的国情和企业的国情。

  所以我相信我们这一轮改革,会使我们的国有企业、民营企业,我们整个的经济竞争实力会大大加强。

  主持人王波明:关于中央企业限薪,傅先生,你来谈谈这个感受。

  傅成玉:可能这个事我说还是最合适一点,因为我是直接的当事人,这个问题怎么看?从个人角度看、从国家角度看他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从国际上的趋势看你也能得出不同的结论,如果从个人角度看,一般来说你降薪都不是很高兴的事,但是如果你把个人抛开,你站在一个国家的角度看,恐怕你就觉得这个事是应该做,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国家和西方国家一个最大不同,就是我们追求共同富裕,这是我们一个从共产党到我们整个国家的政策是要往这儿导向的。

  第二个,我们国家过去是一直强调老百姓、人民群众、广大职工是主人翁的,这是咱们的教育,我们走的就是接受这个教育这条路。再一个,就是我们国家现在的收入差距太大,一个社会怎么样能够和谐稳定的往前发展,让更多的人在改革发展中受益,而不能仅仅是少部分人受益,尽管这少部分人还挺重要,像我还占着那么大的位置。但是如果你把他放开看,我们国家让谁受益呢?应该让更多的群众受益。可是我们实际状况是差距越来越大,尽管我们中央的制造业、国有企业这块相对还好一点,但是和我们自己的工人、我们自己的雇员差距还是很大,我想再多收入我也想要,可是我怎么带这个队伍呢?怎么让我这100万员工他的积极性能高呢、他的创造性能高呢?所以你换个角度看,这是一个国家的问题,不是几个管理者的问题。

  我说这个不是唱高调,因为我一直就是这么走过来的。举个例子,我们在80年代初我就开始参加对外合作,我当中方的首席代表和外国的总经理,我们在一个办公室办公,然后所有进去的我们的雇员,我们派去的人,包括我的秘书,他们当时是外国公司给发工资,我在深圳的时候发港币发1000港币,我是中国这边发300人民币,但是我们就是这么走过来的,这就是我们国家要想让国家发展、让我们整体的老百姓受益,当领导的、当官的不能先受益。

  我再讲一个,我在中海油,中海油是一个红筹股,什么是红筹股?就是这个公司整体的资产和公司注册在香港,视为外商,也是上市公司。所以我们当时的世界是个什么潮流呢?是人家外国投资者说,你拿那么两个钱,你把我的钱都拿去管理我放心吗,说你的工资低了我不放心。所以我们就按照当时国际的潮流,给我们设计了香港叫董事袍金、董事酬金、基本工资,还有期权。当时我们的董事袍金,在2001年的时候大概是300多万,不到400万,后来就涨到800多万,我们的期权,加上一年就1000多万港币。当时既是董事会批准的,又是我们国家财政部,我们要报这个得到批准的,你拿有没有问题呢?没有问题,就是合法。

  但是我们领导班子,我就跟我们当时的管理团队说,这个钱咱们没法拿,为什么不能拿呢?是因为你要拿了这个钱你就带不了这个队伍了,因为中国的队伍,工人阶级我们的历史和西方不一样,西方一开始就私有制,我们是公有制,所以大家认为财富是我们共同创造的,怎么你突然拿那么多呢,你要想继续带这个队伍,继续想在这个平台当领导,你不能拿,所以把给我们的东西再交出去,我们在香港交了税了,但是我们捐出去了,然后这边还是按国家给我们多少我们就拿多少。但是并没有影响我们公司的效率,也没有影响我们领导班子的积极性。

  我们的公司上市的时候,当时市值是60亿美元,我离开的时候市值超过了1000亿美金,所有的投资者都说,因为我让他们赚钱了,我们公司效率在提高。所以我到了中石化[微博],这些投资者又跟着我到中石化来了,他买了中石化的股票,这个并不是说我们个人收入多少这个公司才能好,你离开中国的国情谈世界上跟我的同行比,这是没法比的。

  再说一个,现在全世界风潮又倒过来了,08年以后,全世界批评高管拿高工资,过去是怕我们拿低了,现在全世界都在批,我觉得我们中国走的是对的,如果我们国有企业的领导者你想赚大钱,你最好离开这个平台,你跳出去,别在这儿干,也照样能赚钱。但是我觉得意义不在赚钱,你把一个大公司发展好了,在国际上有竞争能力了,像我们这些人,我的国际同行就尊重我,我走到世界哪儿我受尊重,我觉得这是中国人很难得的东西,比工资重要,比收入重要。

  主持人王波明:所以傅总你的意思就是,国企更多的还是要靠觉悟,得跟国家站在一起嘛。

  傅成玉:要这样说,你跟你的员工要有一个合适的比例,如果我们像西方,你和你的员工差几十倍、上百倍,在西方私有制为基础成立的企业是可以的,在中国我们的公有制为基础的建立起的国有企业你是干不成的。

  我在离开中海油的时候,我的期权港币值4个亿,我们就把它捐了,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中国国有企业的领导人,他们并没有把个人收入多高作用主要的。所以这次一宣布这个,我们没有什么意见,但是我跟工人比,我们还是比他们高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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