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提起承德，人们在脑海中最先想到的便是避暑山庄、外八庙、木兰围场等知名旅游景点，在人们的认识中，旅游资源丰富的城市本不该和贫困紧密相连。
繁华是承德的一面，旧时的皇家礼遇，给这座城市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独特的地理位置也让承德饱含历史底蕴和文化氛围。但承德也有另一面，它位于燕山、太行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该市有7个国定和省定贫困县，其中有3个县被列为河北省深度贫困县。
说起承德，一定要提到滦河；每当提起滦河，天津人的感恩之情便会情不自禁地流露出来。为了保障天津市民生产生活用水安全，保护天津发展的“生命线”，近40年来滦河沿岸的百姓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正所谓：一滴滦河水，津承两地情。
自2016年11月，天津市与河北省签署《对口帮扶承德市贫困县框架协议》，至今三年半过去，天津对口帮扶的5个县市全部顺利通过了贫困县退出第三方评估，相继脱贫摘帽，41万贫困人口站在了奔向小康的新起点。小滦河国家湿地公园建起来了；承德应用技术职业学院迎来了第二届学生；“百万只肉羊项目”的产业链继续延伸；瑞泰食品、振邦集团等具有“带贫”潜质的当地企业获得天津扶贫资金支持，生意越来越红火……
此刻，到了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时候。东风劲催马蹄急，滦河两岸处处洋溢着热火朝天的奋斗景象。
日前，本报记者沿着滦河进行了一场深度采访，采访中不断认识了一些奋斗者，他们中有农民、有商人、有干部、有教师，有承德人、有天津人，撷取平凡人不凡的奋斗经历，记录在脱贫攻坚这项伟大事业中普通人的努力。
●“我为京津冀守水塔”
崔淑军驻守在小滦河国家湿地公园已6年，见证了这里的改变。 记者 伊健 摄故事先从位于围场县御道口镇御道口村的小滦河国家湿地公园讲起。今天站在瞭望台上放眼望去，目光所及之处草丰水美，水鸟成群，山水林田湖草成为生命共同体。时间退回到2014年，这里却是另一番景象——草场退化、沙场南移、生活垃圾堆积、牲畜粪便遍地、化肥农药污染……滦河源头的生态状况岌岌可危。
那一年，崔淑军被任命为围场县林业和草原局湿地保护中心主任，他第一次到这里调研看到的是这样的景象：“草场沙化非常严重，几乎和沙漠没啥区别，微风时尘土飞扬、大风时就看不见人。到处都是无序放养，牛羊啃食着草皮。现在我们管理服务区这片地当时就是一座垃圾山。”在他看来，当时农民们没有保护水源地的概念，他们甚至意识不到自己就生活在滦河的源头。
把农民的耕地流转过来，集中管理，修复华北水塔、净化京津水源、防止沙地南移、维护生物多样性。承载这些使命的小滦河国家湿地公园2013年获批复建设，但到了2014年依旧没有动静，这究竟是为什么？崔淑军说：“土地在农民眼中要么种植，要么放牧，但政府却要把土地流转过来，既不种地、又不放牧，单纯地就是圈起来加以保护，这件事农民们想不通。”一批批干部登门谈流转意向，都被推出了门外。但土地流转这件事，崔淑军就谈成了，他是怎么做到的？“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给村民掰开揉碎算账，找村里有威望的人做工作，一次次去村民家中磨。有一户人家我去了30多趟，这趟去说签约，下趟去就改主意了，一直跟我‘拉抽屉’。”崔淑军说。终于拉到了最后一次，崔淑军和乡镇干部们登门签约，刚一进门，就看到桌子上摆着8只玻璃杯，每一杯都斟满了白酒。
“村民跟我说，不喝干就是没诚意。”崔淑军说。8杯白酒下肚后，晕乎乎的崔淑军依旧撑起精神将协议签署，农户每亩土地每年获得500元的流转金，从2015年至2029年，15年的流转金一次性给付，拉开的“抽屉”终于圆满地合上了。
到了2015年下半年，首轮250亩土地完成流转，小滦河国家湿地公园终于开工了。“湿地公园紧守着农民的田地，种地必然会使用化肥农药，我们这边治理，那边不停排放。”崔淑军说，“要把小滦河真正保护起来，必须把点面源污染全部消除。于是，第二期2430亩土地继续谈流转，这次流转费用全部依靠天津对口帮扶的资金1083万元。”
“没有天津帮扶资金，2430亩的草场不可能马上保护起来，这件事一旦延宕下去，京津冀水源保护地又该从何谈起？”崔淑军说。有了天津帮扶资金，及省级、国家级资金的支持，小滦河国家湿地公园内围堰蓄水、扩大水面，周边的生态环境得到了极大的改善。蜿蜒多姿的小滦河，五彩斑斓的人工花海，细鳞鲑、河柳林这些重点保护物种选择在此安家。
国家湿地公园的建成直接推动当地百姓增收，实现脱贫。“过去我们这里哪会有游客光顾？但现在到了夏天，一房难求。42户农家开办民宿，仅2019年就收入70余万元；公园门前30个售卖亭平均分配给各村，去年一个棚亭一季纯利润1.4万元，赶在周末、黄金周一天的销售额就几千元；再加上土地流转平均每户获得17.35万元，村民们实实在在脱贫了。”崔淑军说。
今天和村民们聊天，他们的脸上洋溢着笑容，村民王金岭把他的收入归类为“三金”——流转有租金，打工挣薪金，摆摊赚现金，他和记者说：“为京津守护好滦河水，我们付出努力获得回报。”
●“我为农民带产业”
李强（右）从新疆和田转战河北承德，参与“百万肉羊”项目重要一环——肉制品加工企业的建设生态扶贫，带动京津冀水源涵养地周边百姓实现脱贫，也为京津冀守护了生命之源。沿着滦河继续行走，“百万只肉羊项目”是天津产业扶贫的典型。
天津食品集团旗下津垦牧业集团有限公司作为项目主体，把产业带到了村民身边，一系列基于产业的帮扶政策有效推进，“入股分红”助力一批，“寄养托管”增收一批，“投母收羔”扶持一批，“订单采购”带动一批，“入企就业”转化一批，助力乡亲们实现了脱贫摘帽。随着产业不断延伸，新建的牛羊屠宰及肉制品加工的公司即将建成投产，从母羊扩大繁殖，到肉羊育肥，再到肉制品加工，围场县就将拥有自己的产业链。
李强这位“80后”是这家新工厂的负责人，也是天津食品集团脱贫攻坚青年突击队的骨干。之前在新疆和田地区策勒县工作过一段时间，当承德新项目上马时，公司将他从新疆调回到河北，换个岗位继续为脱贫攻坚、产业扶贫这项事业出力。
对于产业扶贫，李强有他的见解：“什么是产业扶贫？得根据当地的优势资源，做当地百姓用得上的产业。这项产业还得持久，既要考虑到公司长远的发展，更要考虑到当地百姓的切身需要，要保证他们真脱贫、不返贫。”2019年末，李强被急召回承德履职，刚到围场已是大雪封山，望着眼前光秃秃的一块平地，他都惊住了。眼前仿佛构筑起未来工厂的模样，但擦擦眼镜上的雾气，依旧还是空空如也。“当时就是有种紧迫感，压力特别大。按照原计划，春节过后就将开工建设，但新冠肺炎疫情让开工日期不得不延迟。”李强说。
再次回到承德，冰雪已消融，偶尔还能看到一两抹嫩绿。时不我待，争分夺秒……这是那段时间李强和他的团队每天都要面对的。“新项目上马，一系列复杂而细密的工作就摆在你眼前，哪件事梳理不好，都会延误工期。”李强说，“坝上地区一年可利用的时间很短，有限的时间还因疫情缩短，那种忙碌可想而知，每天总是忙着忙着天又黑了。”
记者采访当天，李强接到了爱人打来的电话。“北京出现了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我们今晚要入户排查。孩子只能自己在家，你抽个空给他打个电话，陪陪他。”爱人李彬是河西区东海街道川江里社区的干部，平日里丈夫在外奔忙，她负责照顾家庭，而这一晚，情况紧急，她只能委托丈夫“远程”照顾孩子。
“从和田到承德，这些年就一直在外面工作，根本顾不上家，都是我爱人忙前忙后，替我分担。”李强告诉记者，“有时我不敢给孩子打电话……”李强担心什么？
“忙到这么晚，我估计孩子应该睡了，我一个电话打过去会不会把他吵醒了？如果孩子电话里说：爸爸，我害怕！你说我又能怎么办？人在承德，就是回不去，只能干着急。”李强说。当天22时，李强收到了爱人的信息：“我刚抽空回家看了一眼，孩子睡着了，你放心吧，我继续忙了，你也注意身体。”简短的一条信息，让在不同岗位上忙碌的夫妻会心一笑，笑容过后又是无尽地牵挂。
为当地百姓逐步构建扶贫产业体系，形成产业扶贫的合力，宏观的产业谋划背后是微观的凡人小事；一个打不垮的脱贫产业，靠的正是这些平凡人的付出与坚持。
●“我带乡亲来致富”
闫志远（右）在车间里检查新一批蔬果深加工产品的外观品质。记者 蒲永河 摄天津送来绿色产业链的同时，更希望撬动当地百姓的内生动力，用资金帮扶的方式协助本土企业行稳致远，坐落于平泉市平北镇的振邦集团就是天津对口帮扶的重点企业。
集团董事长闫志远是地地道道的承德人，祖祖辈辈生活在平泉。人家总说“80后”的童年是甜蜜的，但闫志远说自己是吃“百家饭”长大的，家里的日子一直不富裕，因此年纪轻轻他就前往外地打工赚钱了。这些年，闫志远在外面没少受苦，能干的工作都干个遍，他看清了人情冷暖，也悟出了经营之道，总算苦尽甘来，生意越做越火，还在大连娶妻生子，一家人在沿海城市生活得很幸福。
闫志远的心中始终有个心结，自己的小日子虽然过得风生水起，但在平泉的山坳坳里，乡亲们始终徘徊在贫困线上下。2014年，平泉县（现已升格为平泉市）召集在外经商的平泉人回乡创业，闫志远当即决定投资1000万元，帮助乡亲们。“我当时的想法很简单，我家乡的蘑菇远近闻名，这笔钱投进来，帮乡亲们建些大棚，就是想给家乡出份力。”闫志远说。但让他没想到的是，1000万元就像投进了无底洞，紧接着每个月都需要划拨一笔资金投放到平泉。
到了2016年，闫志远把外地的事业全部交给了妻子，一个人回到了家乡，他跟记者说：“我得探探无底洞到底有多深啊，两年多1000个冷暖大棚建起来，还要不停投入，怎么就不赚钱呢？我的投资不能打水漂，同时乡亲们到底有没有因此获益呢？”
这一探，闫志远探出了门道，他发现了农民辛苦种蔬菜硬是不赚钱的秘密。“村里人卖菜可不贵，只是中间层层加价，到了市民手里可就贵了。这定价权不在农民自己手里，还谈什么脱贫致富？”闫志远有些着急。
抢夺定价权，这件事闫志远谋划了很久。“如果把蔬菜水果做成蔬果片，一小包卖20多元；如果把它们压制成浓缩果汁，一小瓶至少8元钱；水果经过深加工，不仅价值增加了，定价权也在咱农民自己手里了。”闫志远说。
就在他新项目即将上马的时候，政府告诉他可以申请天津对口支援承德的帮扶资金。帮扶资金以股权投资方式投入到企业，项目竣工后的前5年每年按帮扶资金6%的比例提取收益，5年后开始返还本金，股权投资提取收益统筹用于平泉全市扶贫攻坚，帮助更多人。天津的帮扶资金与闫志远的帮扶项目，初心相同，不谋而合。
天津的帮扶资金帮助他购置了蔬果深加工的机器，生产线上的工人全部是周边乡镇的乡亲们，50%以上来自建档立卡贫困户。与此同时，生产线也让之前冷暖大棚火起来了，大棚里种植的农作物不愁卖了，即使卖不上价的商品，也由工厂进行收购，“一年收购5万吨新鲜蔬果，这个量应该能让乡亲们尽快脱贫致富了。”闫志远说。
为了贴合市场需求，闫志远投入在每款产品的研发费用都在200多万元，每一款商品投放到市场都能引起不错的反响。
一个人，为家乡人脱贫出钱出力，闫志远说，他这么做就是希望自己老去之前看看自己的人生能够丰富到何种程度。天津人的帮扶资金助其一臂之力，看中的就是他的“带贫”能力，这么做就是撬动和激发乡亲们的内生动力，脱贫之后继续致富奔小康。
●“我给孩子送来安全感”
天津支教教师周庆珍在给学生们上课。记者 蒲永河 摄周庆珍老师做自我介绍时说：“我在承德平泉市洼子店中学八年五班担任班主任，教语文。到这里工作快一年了，把这批孩子送到毕业班后，我也将离开承德回到天津。”支教前，周庆珍是西青区大寺中学的年级组长，2019年，她申请以专业技术人员的身份支援承德教育一年。“我是这一批3位老师中，年纪最大的一位。”她说。
陪伴农村的孩子们度过一年的时光，周庆珍有了她的发现：“这边的学校采用大班化教学，我班里有71名学生，每个学生的家庭状况不同，而且相差悬殊，影响到学生的学习态度也不一样。”有些家长对孩子的要求很严格，特别在学校附近租了房子，只为了紧盯孩子的学习；而有些家庭，对孩子的学习关注很少，经济困难的同时加上学习困难，这样的学生也不在少数。
“不能保证五个手指伸出来一边齐，那就得针对不同的学生因材施教。对于一些学生，作业少一点，难度降一点，该鞭策就鞭策，但看到进步马上表扬。”周庆珍说，“善于发现孩子们身上的优点，我经常被学生们的朴实所感动。”
疫情期间，洼子店中学同样也在开展网课教学，但学生小吴（化名）在网课期间突然“失联”了。“那会儿我还在天津，发现小吴失联后，马上就给他家长打电话，家长也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还在电话里劝我别着急。”周庆珍讲述道，“那两天，我都有些恍惚了，每天睁眼第一件事就是给小吴打电话，晚上睡前必须再打一遍，但就是无人接听，越是打不通心里越着急。”
几天过后，小吴把电话打给了周老师，接通电话后，周庆珍略带愠怒说道：“小吴，你可把老师急死了！你去哪儿了？”听到老师话语中带着些颤抖，小吴说：“老师，我错了！这两天我去钓鱼了，所以没来上课。但我想明白了，我得读书，我向您保证，我一定好好学习，不让您再为我着急了。”学生的一句话平复了周庆珍焦躁的心，她继续问：“小吴，你愿意告诉老师，你是怎么开窍的吗？”小吴说：“钓鱼时鱼不上钩我干着急，那一刻我感觉还是上课有意思。周老师，您放心，我一定追上进度，明天准时上网课。”
6月1日，洼子店中学迎来了复课，周老师如期回到班级，和同学们一起走完这个短暂学期。“我们班有位男生让我一直很揪心，或许是青春期叛逆，总喜欢拉上几位同学组成个小团体。”周庆珍说，“据我了解，他唯一的亲人就是他叔叔，对这个孩子我一直鼓励，告诉他不要虚度每一天，要对自己的未来有规划，至少给叔叔一个交代。”
复课后，这位学生告诉周庆珍：“我想明白了，我要好好学习，以后无论打工还是读书，反正我要去天津找您。”周庆珍说：“好！咱一言为定！你去天津打工，老师帮你找工作，帮你找住处，但前提是好好读书，凭你目前的文化水平，在天津很难养活自己啊。”男生的改变带动了周围几个同学一起改变，这样的改变让支教老师周庆珍颇感欣慰。“家庭教育太重要了，很多学生面对学习很迷茫。”周庆珍说，“我希望给他们信心，告诉孩子们知识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改变家庭的命运。”每当孩子们和她讨论天津什么样时，周老师总会滔滔不绝，她邀请孩子们有时间到天津去看看，现在努力读书，有朝一日考取天津的大学。
四个人，四个不同的角度，反映的是当下承德脱贫攻坚的精神风貌，他们以及更多的他们辛苦的付出，让脱贫攻坚这项事业充满了温度。在奔向小康的路上，津承两地继续携手，跑出加速度，未来，可期！
（海河传媒中心记者 伊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