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人民医院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凯旋图片由救援队提供
男护士在搬运制氧机
方舱里的“力量担当”
救援队在“红区”3月8日，武汉市江岸方舱医院迎来“关舱大吉”。从2月12日开舱后26天，江岸方舱共收治患者1011例，治愈900多例。天津、河北、上海、江西等省市医疗队在这里共同奋战，其中，第四批支援湖北的天津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在江岸方舱改造时，就率先进驻，并提出了大量建设性意见。
“之前我们在江汉方舱医院工作了5天，队伍把那边发现的问题和总结的经验用在了这里。”救援队领队张伟华说，“但我们心里是忐忑的，这是我们天津人民医院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成立后，第一次参加传染病防疫实战，而且这个战场就在武汉。”
提前19小时，江岸方舱收治病人
2月10日中午，天津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接到命令，前往江岸区组建新的方舱医院。从2月5日抵达武汉后，救援队一直在江汉方舱医院工作，对里面的区域、结构都已非常熟悉。
转天上午，救援队护士长刘殿坤和医疗组组长徐天同、院感组王一颖来到江岸方舱医院。这时舱内还在改建中，同时在场的还有天津第五批支援湖北医疗队及河北省、江西省医疗队。指挥部向各支队伍负责人征询建议，但是，只有天津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有过方舱工作经历。
“在江汉方舱工作的几天，我们发现区域和通道上的一些问题。”刘殿坤总结了好几点，比如医护人员入口和出口相距太近，清洁区、缓冲区、污染区分界不明显；此外，缺少交换舱，舱内护士与舱外物资保障人员直接进行物资交接，存在发生交叉感染的风险。
江汉方舱医院是武汉第一批开设的方舱医院之一，“建设匆忙，存在瑕疵我们可以理解。”但既然来到新的方舱医院，这些潜在风险就要在建设前期规避。
他们三人带着之前积累的经验，率先进入建设中的江岸方舱，舱内工人们在固定隔板、安装电线，分隔办公区。病床已经摆放好，但刘殿坤看了一眼，就发现了问题。
有的床位离出入口太近，存在很大风险，他叫来施工人员，要求把十几张床位撤掉或换位置。“会有不理解的情况，费半天劲搬进来安装好，现在又要搬走，搁谁都会有情绪。”刘殿坤只能慢慢解释，争取理解，“如果安置外伤病人，这些床位没问题。但现在应对的是传染病，一个细节都不能遗漏。”
最大问题在通道和区域设置上。刘殿坤、徐天同、王一颖用步数丈量舱内几个主要位置，画出布局图，对“三区两通道”重新划分。
在江岸方舱医院，设置了专门的医护人员入口和出口，详细规划了医疗物资交换舱和生活物资交换舱及各区域的床位数。
这大大提高了方舱建设效率，到2月12日下午1点，江岸方舱医院建设完毕，开始收治患者，比预期时间提前19个小时。
无章可循，只有摸着石头过河
江岸方舱医院建设中的经验，来自于天津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在江汉方舱医院短短5天的医护经历。
救援队到达武汉的时间是2月5日，经过一上午的培训，他们在2月6日下午1点进驻江汉方舱医院。团队进驻时，舱内1200张床位已全都收满，这距离正式开舱刚过去16个小时。16名医生和护士要负责352名患者的治疗护理。摆在他们面前最棘手的问题，是当时方舱医院在治疗方案上没有可借鉴经验。救援队队长、医疗组组长徐天同说：“没有可参考的指导方案，只能边工作、边讨论、边形成经验。”
每名患者入舱时，都会得到一个装满各类药品的袋子，里面有两种消炎药、两种抗病毒药以及中药汤剂和中成药，起初两天，患者会逐个服用。
2月7日晚，是徐天同的夜班。在交接时，同事说部分患者出现腹泻的情况，徐天同眉头一皱，立即进入方舱找患者了解情况。
患者反映自己胸闷憋气、心跳快，但检查血氧饱和度正常。当徐天同有些不解时，患者又告诉他，自己是吃药后出现了不适症状。徐天同恍然大悟，问题就在药上。
“消炎药给的左氧氟沙星和头孢克洛，两种消炎药一起口服，加上抗病毒药，还有中成药、汤药。这些服下去，肠道菌群紊乱，导致腹泻。”徐天同说，“腹泻会导致食欲不振，不吃东西电解质下去了，也就是低钠，表现出来就是憋气、心慌。”
作为最早开放的方舱医院，江汉方舱收治的患者主要来自社区，这些患者没有完整病历。进方舱医院后，医生护士要从头了解病情，不断完善治疗方案。发现症结所在，徐天同立刻汇报指挥部，随后他带着同事，先为腹泻患者输液补充电解质。随后拿着已有病历，挨个对照症状，给予针对性的用药医嘱，不再是所有药都吃。很快，腹泻状况就得到缓解，患者病情明显好转。
徐天同说：“善于从实践中发现问题，找到解决办法，是我们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的特点。”
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在所有支援武汉的医疗队中，是一支“特别行动队”。这支队伍成立于2010年，救援队以车载移动医院救援为特色，包括检验车、X光车、后勤物资保障车等。当出现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等突发事件时，这支队伍将率先整建制出发，提供全方位诊疗护理服务。
成立至今，天津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参加了多次京津冀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联合演练和野外集训，时刻保持户外生存、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
这次驰援武汉，是这支队伍第一次正式参与疫情防控实战。第一次大考，就是疫情核心区武汉，队员们既兴奋又紧张。但徐天同心里有底：“突发事件考验的不仅是业务能力，更是临场应变水平，这方面我们对自己有信心。”
2月8日，团队8名护士第一次进舱。晚上回到驻地，他们并没马上休息，而是开了一个视频会，彼此交流心得，介绍负责的工作区域特点，分析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就是在那次会上，我们梳理了一套方舱医院隔离通道和区域设置的方案，这很快运用在了江岸方舱的建设中。”刘殿坤说，“之所以江岸建设这么顺利，与我们前期的观察和积累是分不开的。”
力量与担当，方舱中的“男丁格尔”
在江岸方舱，各省市医疗队加在一起，一共有32名男护士。身为“男丁格尔”，一些特殊的任务就落在他们肩头。江岸方舱医院护理部副主任刘殿坤说：“我们就是方舱里的‘力量担当’，负责物资协调保障搬运工作。”
江岸方舱最多时收治800多名患者，一日三餐、生活所需，以及药品、医疗器械、消毒用品等物资搬运，都由这32名男护士负责。
32名男护士分成8个组，每组4个人，每6小时轮换一班。最早的一组每天清晨6点起床，简单吃过早餐，7点30分准时坐车到达方舱医院，严格穿好防护服后便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在江岸方舱医院，有一个物资交换舱，所有餐食、药品、消毒剂，大到治疗车、制氧机，都先送到这里，由男护士从交换舱运送到方舱内。物资需要逐一清点整理，一趟一趟运送到病区护理站，再由女护士逐一分发到病人手中。
从交换舱到病区护理站，有50多米长，穿上厚厚的防护服，光是“平静地站着就已经很喘了”，推着物资行动起来更是极为不便。
1995年出生的虞鑫浩是队里最小的护士，入职三年，这是他第一次穿防护服。“没一会儿就出汗，护目镜上遮着一层水雾。”虞鑫浩说，“只能这样晃，让水珠流下来，会有一条缝，从缝里才能看清楚外面。”
分发一日三餐是方舱中最热闹、患者最集中的时候，也是男护士们最累的时候，大家要保证每名患者都能吃上热乎饭。
每日3餐，每餐800多份配餐，需要40多车往返，为提高效率、缩短时间，大家摸索出一套“送饭程序”。当班的4名男护士分工，一人负责从交换舱内取出，一人负责定数包装后装车，一人负责登记并通知护理站做好接餐准备。饭菜和水果一起送到交换舱，他们先发饭菜，过一小时再配发一次水果。这样虽然增加了工作量，但患者用餐时间更及时、合理。
虽然已尽最大可能合理分配人员，但一个班下来，每名男护士都筋疲力尽。很多物资往返需要运很多趟，口罩很快就湿了，贴在鼻子和嘴上，喘气都很困难。护士李方凯说：“有一天，指挥部给患者发放羽绒服，当时搬了多少个箱子已记不清了。下了班胳膊根本抬不起来，第二天歇班，整整在宿舍躺了一天。”
方舱医院收治轻症患者，但有些患者因见不到家属、对病毒恐惧，常出现情绪不稳的情况。护士严海龙说：“我们这里有个‘对患者任何要求不否定’原则，有的患者住院没带手机充电器，我们把所有型号充电器几乎都备齐了，保证病人能用手机与家人沟通，缓解焦虑紧张情绪。”
有一次，徐天同在查房时，发现一名病人坐在床上哭，上去询问才知道，病人的脚跟冻了一个裂口。“搁平常，这不是什么大问题。但这时，患者都比较脆弱，一点小事就会情绪崩溃。”
可在当时，他们又遇到一个问题，在方舱医院的常备药品目录中，没有冻疮膏。徐天同就在救援队的微信群里询问，正好刘殿坤有一瓶护手霜，下一个班交接时，护手霜就送到了患者跟前儿。
“一下子就笑了，别看就这么一小瓶东西，往往就是安慰患者的一剂良方。”
结语
3月8日，在江岸方舱医院即将关舱的时候，救援队队员徐阳、李方凯、严海龙、虞鑫浩面对党旗庄严宣誓，火线入党。作为队伍里最小的队员，虞鑫浩平时爱看欧美英雄大片，这次，他对英雄精神有了新的理解。
“在方舱，队里的党员们冲在前面，我们集体中每个人齐心协力才取得今天阶段性胜利。还有那些志愿者、自觉在家隔离的人，甚至积极配合的患者，大家都是英雄。”
3月19日，天津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凯旋，在天津滨海国际机场，他们得到了来自社会各界的最高礼遇，这让领队张伟华很激动，第一次参与防疫实战，他们交上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这次不论是实战能力，还是心理素质，都得到了锻炼，回去我们要好好总结。作为一支紧急医学救援队，我们并不希望这支队伍出征。但如果需要，我们会随时做好准备，争分夺秒、治病救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