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着悠久的考试传统,从隋炀帝创立进士科,到清末改行新式教育,科举存在了1300多年。众所周知,科举为古代中国选拔官吏,带动阶层流动,发挥过重要作用。但对于1905年废除科举,无论当时,还是后世,都被视为一种进步,甚至有西方学者论断,此举的意义犹在数年后的辛亥革命之上,是中国新旧时代的真正分野。

  60多年后,中国又迎来一次考试制度的大变革——废止高考。1966年后的十一年,前四年不招一名大学生;后七年高校恢复招生,但不设文化考查,上大学的不再是高中生,而是大多只有初中、小学文化的工农兵。同样是废除考试,人们的评价和对废科举完全相反,确信这种推倒培养和选拔人才正常机制的做法,曾经将中国社会的发展引向歧路。

  “智育第一”“分数挂帅”被批判后,私下学习成为一种危险的活动。但总有一些工人和知青,敢于在放牛或喂猪的间隙,偷偷地读着借来的半本《牛虻》、只有十几页的“手抄本”《第二次握手》。他们愿意相信知识的价值,只是无法预知,承认知识价值的那一天,将在何时到来。这个信念,就是他们心中还未熄灭的蜡烛。

  1977年10月,恢复高考的消息传遍中国,大显身手的机会终于来到。在复习时间只有一个多月的情况下,知青们白天工作,夜里点起煤油灯,拾起那些荒废已达十年的功课。没有经历过出身决定一切的岁月的青年一代,恐怕很难理解,一个凭自己能力博取未来的公平机会,有多么来之不易,又有多么让人喜出望外。

  那一年,本科和大专的录取率加在一起只有4.8%,那时没人怀疑“知识改变命运”,没有人相信“读书无用论”。确实,太多人的命运因那场高考变得完全不同。这些来自车间、田野、军队的青年人,走出大学后,作为亟须的建设人才,很快成为各行各业的精英。77级考生身上留下最深的“文革”烙印,同时又代表着改革年代的光荣、梦想与成功,注定会有着无法替代的象征意义。

  时间过去了40年,高考制度还在,但早已没有当年那样理所当然、万众期待,从和高考配套的教育模式,到命题思路、招生办法,都累积了大量的质疑之声。高考改革势在必行,中国考试制度或许又到了大变的前夜。